会议开始，黄保罗教授和赵林教授分别介绍了自己各自近期关注的主题。黄保罗教授介绍说，他最近几年关注的主题，包括（1）提出以中国“飞龙”形象来理解中国文化的说法（龙，黄保罗教授建议翻译为Loong，龙的汉语拼音加字母O强调其特殊性，而不是Dragon，后者在《圣经》中是邪恶的象征）；（2）提出大国学的理念；（3）提出比较神学的态度，比较神学的态度不同于比较宗教学，比较神学持有一种开放态度，并反思神学。（4）基督教与国学的比较和对话，需要基督教与龙首（政治层面）对谈（政治神学层面），也需要与龙两翼（文化层面）对话（文化神学视角），同时，还要考虑实用主义问题，即基督教与龙四腿和翼尾对话，还包括芬兰闻名世界的教育与路德思想之间的关联。（5）近期在关注、翻译和研究马丁路德的著作和思想。赵林教授则介绍说，他一直关注西方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包括路德宗教改革问题等，近期还关注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及其对后世影响的主题。

就双方共同关注的路德问题，黄保罗教授指出，在马丁·路德这里，人的身份具有悖论性。从信仰方面，信仰上帝的人都是义人，而在实践方面，人总是因为自身不完善而是罪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观点。赵林认同了这一看法，同时还强调，不仅路德，德意志思想家通常都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诡辩的，或者把理性本身神秘化的色彩。在《十字架神学的吊诡――路德神学的理性精神与自由思想新探》中，他就指出了路德对理性吊诡的看法，对人既是罪人又是义人的吊诡看法。

关于路德与人的主体性张扬和现代性问题，黄保罗教授认为，路德间接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开启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概念是启蒙运动之后兴起的，但实际上，现代性应该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那里。宗教改革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其中就包括路德对理性二分的看法：理性既是魔鬼、最大的娼妓，同时理性是上帝给人最大的礼物，以及两个国度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的影响（只是现代之后，私人领域已经没有上帝了）。就此问题，赵林教授认为，他也曾撰文表示，近现代真正的开端在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人的主体地位提升和张扬。苏德超教授则表示，现代性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感觉”。 科学，诉诸感觉，政治行为，如西方国家的选举，也诉诸感觉，可以视为“人本”，这非常不同于现代之前对经典的重视、对“神本”的重视。

随后谈到人工智能问题。黄保罗教授认为，科技迅猛发展，让人叹为观止，如AI人工智能（Alpha Zero）逐渐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他认为，科技发展，确实能带来很多便利，如成为人体力劳动的代用品，但他担心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的控制范围，加上设计人工智能的人本身具有不完善性，不能保证人工智能不做坏事。对于人工智能，赵林教授持比较消极的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也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复杂，这并不能让人变得更幸福。面对人工智能，最终还是要思考人之为人问题、人的幸福问题以及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以及机器代替人做各种事情所带来的人生意义何在的问题。苏德超教授对人工智能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工智能是人设计的产品，与人不同的地方则于，人工智能前提是封闭的，任务和目的是封闭的；而人则是自由开放的，目的也是开放的，并且，人与人工智能最大区别可能在人具有自由意志。最后，几位教授同意，看待人工智能问题，关键取决于对人的本质界定问题，即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国学与基督教比较问题，赵林教授提议说，任何比较都需要追踪溯源。研究西方文化，要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正如怀特海所谓“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同时，他表示，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表明，“国学热”的必然趋势。而更大范围的趋势是，现在整个世界都从之前的激进逐渐走向现在的保守，如在印度兴起印度教热、伊斯兰出现的原教旨主义，以及欧美国家出现的基督教复兴等。通过对思想史角度的考察发现，整个世界发展模式将分为两类：亚洲（撒哈拉非洲以北）模式和拉美-非洲（撒哈拉非洲以南）模式，并将影响未来发展。

之后，与会学生积极参与提问。其中，有学生提到，现代性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理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西方理性与信仰张力之下，现代更重视人的理性，而把信仰的东西放弃掉了？黄保罗教授回应说，在路德看来，存在两个国度，世俗政权管理的国度，管理人的身体，还存在教会国度，即管理人灵魂的国度，并逐渐演化为公共领域和隐私领域。综观现代欧美国家，隐私领域中的上帝已经消失不见，路德的二分法在这里变得有形无实。对于理性，也要两方面看。从人神关系上看，路德对现世是绝望的，基督拯救人；从人与物的关系上，理性很重要，包括后来的工具理性等发展。

整个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王伟平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