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教授做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赵林教授进行了一场题为“哲学与人生”的对谈式采访。

 

 

本次对谈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赵林教授的生平与学术经历、赵林教授研究与关注的哲学问题、相关问题当前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对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赵林教授分别介绍了自己上大学前、上大学后这两个阶段中的一些重要经历以及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事件。在前一个阶段中，对赵林教授影响较大的经历主要包括三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小就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这段比较特殊的经历。赵林教授介绍说，自己两岁左右母亲就离开武汉去北京工作，而在此之前父亲也已经在北京工作，所以自己自小便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14岁才再一次见到父母，因此，在青少年时期诸多观念与性格养成过程中，对自己影响较大的实在是外祖父母而非父母，其中外祖父尤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赵林教授看来，外祖父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艺术方面修养极高，尤其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曾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人过从甚密。赵林教授坦言，由于自小跟着外祖父生活，耳濡目染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诸多方面深深影响着自己。

随后，赵林教授谈到上大学前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两段经历，一是高中时遇到了一位教政治的班主任，二是作为文革期间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赵林教授说，正是在这位班主任的影响下，自己最初萌生了对哲学的兴趣、并开始阅读哲学类书籍，当然，由于条件限制，当时阅读的多是一些与政治意味较浓的哲学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值得一提的是，赵林教授还谈到自己高中开始就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曾尝试模仿托尔斯泰创作过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也为日后学术生涯的写作打下了一定基础。赵林教授高中毕业后适值文革中后期，国家对上山下乡的规定已没有文革初期那般严格，因此，赵林教授下乡当知青实际上是他自己要求的。赵林教授介绍说，他当时多少怀着一点浪漫主义情怀，想要出去闯荡、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而作为知青的这两年也的确扩展了自己的见闻和体验，既亲身体验了农民的疾苦，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淳朴，这些经历和体会也都或多或少融入到了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当然，作为知青的这两年间赵林教授也没有中断自己的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这期间阅读的，以至于赵林教授说，多年后翻开《资本论》似乎依然能感受到浸透书中的煤油灯的味道。

黄保罗教授对赵林教授早年的经历做了简要总结和回顾，表示希望赵林教授接下来谈谈上大学后的一些经历和学术志向。赵林教授说，上大学之后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那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赵林教授介绍说，相比中学时代与知青时代，上大学后自己的批判意识、反抗精神明显更强了，当时还订阅了一些知名的民主刊物，比如《今天》、《四五论坛》等，也开始阅读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这可以说为他1980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篇《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文章奠定了思想基础。实际上那篇文章并不是赵林教授投给杂志社的稿件，只不过是他读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文后，激动之余给编辑部写的一份回信。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年8月，《中国青年》摘取他回信中的一句话——“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作为标题，全文发表了他的回信，随后这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各大高校中。9月份开学后，赵林教授回到武大连续参加了多场各院系学生自发组织的相关讨论，而且多数是站在被批判的位置，年轻气盛的赵林教授免不了多次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自嘲说，或许后来之所以能言善辩也要感谢这一段经历。

然而，可以说成也萧何败萧何，这场讨论为赵林教授带来极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赵林教授说，自那场讨论后他就被学校视为有自由思想倾向的学生，经常被学校有关人员特地找去阅读文件，然后这还仅仅只是开始。大学毕业后，赵林教授报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并且考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学院却以“政治不合格”为由拒绝了他，最终在校领导协调下，他才回到历史性继续攻读研究生。也因为这件事，研究生毕业后赵林教授最初并没有接受去哲学系工作的安排，而是选择了当时的自然辨证法研究所。直到1993年，赵林教授才报考杨祖陶先生的博士生，圆了自己学哲学的梦。

黄保罗教授评价说，从1982年到1993年，11年间兜兜转转、迭经起伏，赵林教授最终还是来到自己最适合的地方、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对自己早年这两个阶段的回顾，赵林教授比较细致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下面希望赵老师谈谈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未来规划，就从自己的博士论文谈起。

赵老师说，自己博士论文做的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这一选题一方面要感谢杨先生的指引，另一方面也是随着阅读加深后的自主选择。赵老师介绍说，随着自己对西方哲学著作的进一步阅读与理解，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学、哲学、艺术背后的奠基性意义，由此希望深入研究基督教思想，而基督教在近代西方尤其表现为德国神秘主义（信仰主义）与以英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张力，黑格尔则正是二者的大综合。在黑格尔那里，表面上看来他是要把神秘主义理性化，但实际深层次上他却是要把理性神秘化，因为理性对于知性来说本身就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黑格尔把前两种思潮融合为一体。而且，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宗教与哲学在内容上实际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是形式上的：艺术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表现绝对精神、宗教则是以意象、表象的方式来表现绝对精神，哲学作为三者中最高的表现形式，是以概念本身来表现绝对精神。因此，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西方的宗教、哲学，而且也能加深对西方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理解。

对此，黄保罗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黄教授看来，黑格尔固然代表了对德国神秘主义传统与英法理性主义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实际上在马丁·路德那里就已有所体现。这尤其反应在路德对待理性的那种“悖谬”的态度：一方面路德把理性视为“娼妓”，认为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弃掉；但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对理性有足够的关注、乃至推崇和运用，例如在沃尔姆斯会议上，他强调只有圣经、理性与自己的良心才能说服自己、让自己改变立场。路德对理性的批判反映了德国神秘主义的一面，而他对理性的肯定某种程度上也与英法的理性主义有相通之处。

赵林教授表示自己一定程度上赞同黄保罗教授的看法，并且对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做了进一步的梳理。赵老师说，就像邓晓芒教授在其名著《思辨的张力》中谈到的那样，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往前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两个哲学概念之间的张力，即努斯与逻格斯，这尤其体现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哲学观的差异上：前者重体验与建构，后者更看重体系与论证。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则分别继承了二者的思路。这是往前的追溯。但是如果我们考察路德之后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发展，那么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路德去世后，梅兰希顿（Melanchthon）等人建立了更强调规范的路德派教义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路德正统派。而斯彭内尔（Spener）等人则更侧重内心体验，反对刻板教义。他们建立了所谓的敬虔宗，与正统派分道扬镳。在随后的发展中，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也更强调理性。相比之下，哈曼、耶可比、赫尔德、谢林等人的思想则更强调偏神秘的个人体验。赵林教授认为，前者代表了德国思想界里的国际主义，后者才是真正具有德意志气派的思想。

黄保罗教授表示，虽然我们在谈到对理性的强调时，通常是把英法并称，但实际上英国与法国的思想本身也存在很大差异，希望赵老师进一步谈谈二者的区别。赵老师表示，由于英法本身国内环境的差异，二者在思想上的确存在很多不同：英国通过宗教改革完成的其实并非思想革命，而是权力的交替，更具体地说是各方势力之间的妥协；法国国内则存在剧烈冲突，一方面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天主教，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又引入的最激进的无神论思想。二者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俄国，随后又通过俄国而影响到了中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中提倡效仿俄国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因此，实际上陈独秀等人极力鼓吹的俄国革命思想从根本上说源于法国大革命。赵老师补充说，虽然英法之间有着巨大差异，但二者也存在许多相似性，其中英国工具理性的思想在法国思想界中就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谈的最后，黄保罗教授希望赵林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些研究心得体会做个简要地总结。赵林教授表示，在自己多年学术研究中如果可以说有什么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那么或许可以说是对思想背后的文化、社会环境的强调，把思想落实到文化背景中去。更进一步说，赵林教授认为自己一方面注重思想体系之间的传承关系，这也是对恩师杨先生毕生强调的探究思想背后的逻辑进程这一方法论的继承，这反映的事是其对纵向时间关系上的强调；另一方面，他说，自己的研究也注重对思想所产生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背景，这是对横向上的时代背景的强调，而这一点则得益于历史学系著名教授吴于廑先生的启发。总的来说，赵林教授表示自己关注的是大文化观中的思想史。最后，赵林教授还谈到自己多年来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一些情况。他表示，自己也是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贯思路来培养博士生的，二十年来，博士生们先后研究过爱克哈特大师、路德、加尔文、英国自然神论、哈曼、赫尔德、莱辛、耶可比、施莱尔马赫、克尔凯郭尔等人，其中许多人物在思想史上极其重要但在国内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这些研究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最后，黄保罗教授表示，今天与赵林教授的对谈收获非常丰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进一步同赵老师交流、合作。（图文：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