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历史特点的问题，在当今学术界可谓是一个热门话题。一种得到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历时性扩展过程，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发生的，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历史结果。根据这种观点，中国明朝中叶以后虽然出现了一些若隐若现的新文化因子，但是这些微弱的因子并不足以促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现代转型，设若没有西方文化的强行侵入，中国社会或许至今仍不能走出中世纪的幽谷。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应以19世纪鸦片战争轰开国门为其端绪。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原生的”，而是“派生的”；如果把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称为“内发自生型”，那么西欧以外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则应被称为“外发次生型”。

      然而，上述观点必然会导致一些诘难和疑问，这些疑问可以概括地表述如下：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之前，中国是否已经内在地和独立地具备了某些足以实现现代转型的文化因子?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入现代化的历程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果，还是完全受西方文化强行牵制所使然?现代化过程是一种置根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各自历史发展之中的普遍共性，还仅仅只是一种由近两百年来西方殖民化浪潮所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特性?如果对这些问题作出一种肯定性的回答，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内在地具有了现代转型的“历史根芽”，承认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母腹中也同样孕育着独立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启蒙思潮，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下一个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或者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开端究竟应从何时算起?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即以海外新儒学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论，它坚持认为在中国儒家传统、尤其是宋明理学中就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芽，因此提倡在新形势下弘扬和重构儒家传统，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根基；另一派虽然承认中国具有自己独立发生的启蒙思潮，但却认为这启蒙思潮恰恰是以冲决、反叛儒家道统为前提的，它具体地体现在明清之际批判传统的儒家伦理、倡导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各种异端思想中。后一派观点即所谓的“明清启蒙论”或“哲学启蒙说”，近年来力倡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萧萐父教授。

      新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国学丛书”之一)是“明清启蒙论”的一部力作，它是萧萐父先生长期研究明清启蒙思潮的思想精华之荟萃，也是萧先生与文化学界后起之秀许苏民教授两代学者通力合作的一个典范。该书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从正面充分肯定了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生长的启蒙时代，揭示了明清启蒙思潮对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了许多慧眼独具的观点。这本书的出版使得萧萐父先生早些年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略论晚明学风的变异》、《活水源头何处寻——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中所提出的“明清启蒙论”思想得到了系统的阐发和论证，为该学说的宏观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坚持把“从万历到五四”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承启贯通意义的同质文化历程，致力于从17世纪前后兴起的反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和活水源头，强调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为西学东渐创造了一个历史契合点，从而使得西学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生根的土壤，总之，将明清早期启蒙学术思想看作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这是“明清启蒙论”一向主张的基本观点。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作者运用大量史料论证了上述基本观点。该书将研究重心集中在从明朝嘉靖初年到清朝道光二十年(即从16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三百年间，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这个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新质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划时代意义和独特价值，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文化意蕴、内在理路、坎坷历程和深远影响进行了精分细缕的梳理和深入浅出的评说。该书“以凸显明清启蒙学术思潮及其流向、变异为宗旨，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入近代化的文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正面论述，彻底跳出所谓‘两军对战’、‘汉宋纷争’、‘朱陆异同’之类的陈旧模式。”(跋语，第783页)这部近六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在结构上分为上、中、下三篇，这种划分不仅仅是基于社会历史时期的变迁，而且也是基于启蒙思想自身演化的逻辑进程，即以启蒙思想的萌动发轫、深沉反思和洄流瞻望为发展线索，层次分明地展示了明清启蒙学术思想流变的内在理路与艰难历程，从而为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近代启蒙高潮埋下了伏笔。在上、中、下每篇之中，作者又以个性解放、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三大主题为经，以明清启蒙学术思想的各家论点为纬，经纬交织，分层论述，即凸现了同一时代思潮的共性，又展示了同一时代思潮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殊性，同时亦详陈了同一阶段中各家各派的思想个性，博而不杂，异彩纷呈，充分显示出全书的逻辑一贯性和作者高屋建瓴的运思技巧。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不仅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冲决儒学道统壁垒的重大时代意义和内在发展理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而且也在导论中画龙点睛地揭示了魏源、梁启超直至胡适、鲁迅等近现代启蒙思想家与明清早期启蒙思潮之间的思想渊源，从而烘托出“从万历到五四是一个思想脉络承启贯通的同质文化历程”这一总体思路，并且以充分而翔实的史料论证了如下基本结论：1、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中的三个世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明清启蒙学术思潮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文化的主流。“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入现代化及其文化蜕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西学的传入起过引发的作用，但仅是外来的助因。”2、从传统文化中化生而出的早期启蒙思潮，通过自我发展和自我扬弃的历史过程而衍生出现代化的新文化。“明清早期启蒙学术的萌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作为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乃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3、中国近代的启蒙者既普遍接受了西学，又充分肯定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地位，兼顾民族性与时代性、启蒙思潮一贯性与人类文化趋同性的双重呼唤。“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必将引向互补融合的前景，超越中西文化的各自的局限，必将综合创造出未来人类的新文化。”(导论，第24-25页)

      该书史论结合，阐宏发微，对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理路作出了极为透彻的分析和梳理，在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三大主题的统挈之下系统地对明清启蒙学术的新理欲观、新情理观、新义利观、个性解放学说、民权民主思想、科学理性精神等思想新质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溯寻出从明代中叶“每出名教外”的傲诞士风直至清代中叶乾嘉学派于考据之中开掘义理的整个明清早期启蒙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王艮、李贽、袁宏道、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戴震、袁枚、龚自珍等近百名明清启蒙思想家的观点进行了个案性的考察。其资料之丰富翔实、论证之精辟深刻、思路之清晰贯通、文笔之优美流畅，堪称为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一部杰作。

      读完该书，于抚案叹服之余，不由又想起了萧萐父先生不久前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却如此艰难滞蹇?”这个问题也可以看作是萧先生在构思、写作该书的过程中乃至完成全书之后所时常进行的一种自我拷问。在问题中就已经蕴含着解决问题的内在根据，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的潜能与现实之间辩证关系的严肃思考。《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不仅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在传统文化中的活水源头，而且也于字里行间表露出中国现代化生长发展的艰难困苦。明清之际产生的启蒙思想虽然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主流，但是以宋明道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具有难以逆转的历史惯性。由于这种历史惯性的巨大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陷入了长期的“难产”之中，结果就表现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周期性出现的文化洄流。萧萐父先生曾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中写道：“‘难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指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新旧纠缠，新的突破旧的，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况。它在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似乎带有规律性。”（参见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4页。）正是这种“难产”现象及其周期性呈现的文化洄流，使得中国的启蒙道路和现代化过程历尽坎坷，新的东西每每刚一绽露，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或禁锢在囚笼之内。尽管明清启蒙思想家们勇于拓新、锲而不舍，表现出“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坚贞风范，但是在强大的文化洄流面前最终也只能“且劈古今薪，冷灶自烧煮”，使启蒙思想由一种社会思潮蜕化演变为一种个人素养。这种周期性的洄流致使中国文化在转型过程中长期为一种“黎明翘首可望，黑夜却漫无尽期”的奇特历史症结所苦；而明清启蒙思想家们则如同口衔嫩枝的报春之鸟，一批又一批地冻死在寒冷冬日的尽头。

      这就是中国文化启蒙的悲怆变奏曲!一方面是新兴的启蒙思想极力冲决宋明道统的陈旧藩篱，另一方面则是死而不僵的封建阴魂拼命纠缠着襁褓中的文化新生儿，这种内在的自我矛盾和自我撕咬使得新文化因子的摇篮同时也就是它的墓冢，使中国文化启蒙的历程陷入到一个发萌—－反思－—洄流－—再发萌－—再反思－—再洄流的怪圈之中，从而使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长期滞足于一种既不能根本更新、又难以彻底复古的尴尬局面。在这支悲怆变奏曲中，新的与旧的、活的与死的、进步的与陈腐的、激越高亢的与阴沉幽怨的种种音符都纠缠在一起，时而令人神思奋飞、欣慰不已，时而又令人扼腕痛惜、肝肠寸断。这支悲怆变奏曲的第一个洄流旋律在康乾之世奏响，而后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乐章中反复出现。

      由此就引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潜能与现实、萌芽形态与成熟形态之间的历史契机问题。在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之后，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探讨从这个历史接合点或现代化胚芽之中，如何才能生长出现实的现代化之果。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似应从寻找一种促使潜能向现实转化的历史契机着手。在明清之际，虽然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已经产生了一些与传统的宋明道学相对立的启蒙思想，但是由于缺乏一种历史契机来使这些启蒙思想深入民心，使其由少数文人雅士的标新立异之说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和可实践的大众价值系统与行为规范，因此这些思想只能囿限于学术的象牙塔中，并没有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质言之，明清之际的中国只有精英阶层的思想启蒙，而无大众文化的改革运动。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国明清启蒙的这一缺憾就非常明显了。在西方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代表着启蒙思想萌芽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其所引发的人文主义思潮。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虽然从人性的立场出发对中世纪愚昧、黑暗、腐朽的基督教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它们从头到脚都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精英文化气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潮作为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仅仅只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潜能或萌芽形态，而使这种潜能或萌芽形态转化为现实或成熟形态的重要历史契机就是16世纪在北部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富丽豪华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同，北欧贫穷世界中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平民化的价值系统与行为规范的变革活动。它不仅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而且更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它不仅对中世纪文化进行了理论批判，而且还为西方现代文化奠定了实践基础。就此意义而言，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中的早期启蒙思想与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枢纽。正是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结果而在西欧社会中普遍确立的宽容精神和新教伦理，为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勃兴奠立了现实的精神砥柱(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个现实精神砥柱是在17世纪实验科学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中崛起的科学理性)。缺乏这种历史契机，即使萌发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也不可能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发生，其情形正如同古代希腊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因素、民主思想(德谟克利特)、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和个性解放要求(伊壁鸠鲁)，不足以促成现代化过程的发生一样。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只有精英阶层思想启蒙、而无大众文化改革运动的现实状况，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难产”，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洄流，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启蒙的悲怆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