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近些年来，大概是由于受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国内西方哲学界的一批后起之秀纷纷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的研究，一时间各种新潮理论层出不穷。许多刚刚迈进西方哲学殿堂的青年学子，一上来就热衷于时髦的现代哲学，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大部头的研究著作。相形之下，西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却如同一个被遗弃的庶子，倍受冷落。一些研究者们由于过分强调时代与哲学的相关性，竟至于忽略了哲学自身发展的继承性和规律性，从而导致了一种浅薄的看法，认为哲学研究就如同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意识流手法一样，任意剪裁一节就可以独立成篇；似乎西方每一种新的哲学思潮都像蜥蜴的尾巴一样，即使离开了哲学史的主体仍然可以活蹦乱跳地表现一番。这种脱离哲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活水源头来研究现代哲学的肤浅做法，无疑是急功近利的时代风尚在思维中的一种反映。

      哲学的发展固然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但是它更有其自身的内在连续性和继承性。哲学研究需要时代感，但是它同样也需要历史感。西方现代的每一种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想，在其辉煌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一条无形的精神线索，这条精神上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一直通向哲学思维的历史入口处。黑格尔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是自泰勒斯以来二千五百年的“精神的劳动的成果”，他强调在那“最后的哲学”中，一切先前的哲学成果都将其原则丝毫未损地保留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每一种“时髦的”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因为它构成了整个人类思想进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只有当它必然地合乎思维的逻辑和历史，它才能够深刻地表达现实生活的要求。

      就此而言，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指现代哲学以前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介绍西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方面，我国老一辈的学者们已经做了意义深远的开拓性工作。他们精心翻译和深刻阐释了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许多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为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终结，而仅仅只是这一研究的良好开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根基都深深地埋置于西方哲学史的土壤之中，因此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进一步发掘就成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必要前提。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维本身的深化，人们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解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加深，对于老一辈学者早年在翻译和阐释方面的一些疏漏、缺憾之处，也应当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而进行更正和重新诠释。因此，我国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不久前由我国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教授与其高足邓晓芒教授合作撰写、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就是对于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时代课题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正如离开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无法真正理解整个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一样，离开了康德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整个现代哲学。在19世纪末叶以来的所有现代哲学流派中，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无论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主张摈弃形而上学的英美哲学还是企图重建形而上学的大陆哲学，都深深地打上了康德思想的烙印。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就如同一个十字路口，他以前的哲学都在这里汇合交融，而他以后的哲学则从这里分道扬镳。康德哲学不仅是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莱布尼茨、休谟的西方哲学史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渊源。它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过去，又以潜在的形式预示着未来。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指出：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也强调：“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家受他(康德)影响的程度容有深浅的不同，但没有任何人是和他了不相涉的。”康德以后的哲学家们可以赞同他，也可以批判他，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绕过他。就此而论，康德哲学成为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枢纽点或精神“轴心”。

      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样，康德哲学是在一种思想的对立已经趋于白热化的时代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妥协结果。然而这种妥协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以扬弃的方式所进行的理论升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得康德哲学成为一门非常艰深晦涩的“专业性”哲学。尤其是作为康德哲学体系奠基石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更是以内容博大精深、行文艰涩难懂而著称。加上该书中译本本身存在着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如胡仁源先生1936年的中译本和蓝公武先生1957年的中译本均为文言文，对于现代读者于内容艰深之外又加上一层语言障碍；而韦卓民先生的中译本，据他本人所言：“以‘信’为主而尽量求‘达’，至于言‘雅’，则所未逮。”)，这种种原因使得该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成为一个颇难跨越的“门槛”。而国内现已问世的一些研究康德哲学的著作，又多限于从整体上来进行抽象阐释，偏重于阐发全书要义。至于逐章逐节地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原文进行解读和指要的著作，至今仍然是一个空白。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以下简称《指要》)一书的出版弥补了康德哲学研究中的这一重大缺憾，为中国读者正确而全面地理解《纯粹理性批判》提供了一个专业性的向导。《指要》的宗旨就在于：“逐章逐节地解读《纯粹理性批判》，既要指要，又要解惑，以帮助读者参照着原著逐章逐节地弄懂，这样地循着原著固有的框架和线索而最后达到读懂全书的目的。”(序言，第5页。)基于这个宗旨，《指要》紧紧扣住《纯粹理性批判》的根本目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线索之纲，以德文原版为依据，参照Max Müller的英译本和蓝公武、韦卓民先生的中译本，并辅之以大量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以高屋建瓴的全局眼光和深入浅出的阐释手法，在对康德原著、原文、原意进行客观解说的同时，对《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展示出来的各个基本观点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也作了简要的评论。

     《指要》首先分析了康德所面临着的时代精神的两大课题：科学与自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自然必然性与意志自由、认识与实践、幸福与道德等一系列矛盾。这些尖锐的矛盾在康德哲学中就扩展和抽象化为对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职责和最终命运的思考。康德本人将其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应作什么？三、我可以期望什么？并在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其中对第一个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的解答构成了回答其他问题的必要前提。而居于康德三大批判之首并成为整个康德哲学的理论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指要》指出：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探讨认识论问题时，他面对着独断论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无限夸大和怀疑论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根本否定这两种极端化的做法，康德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终极使命就是既要确立人类理性或自我意识向自然界“颁布先天规律”的优越地位，同时又要限制理性认识能力的运用范围。因此，《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总问题，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要通过考察思维主体对经验材料的能动综合能力而实现认识与认识对象、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然而，由于在康德那里这种同一性只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基础上实现的，同一始终囿限于主观思维和现象世界的范围内，因此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以不可知论的方式否定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在本体范围内的同一，从而导致了现象与物自体截然对立的二元论。《指要》强调，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如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感性经验如何与理智思维相结合?唯物论的基本原则能否以及如何与主体能动性原则相统一?如何重建认识论、逻辑学乃至形而上学?等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康德力图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论与唯理论调和起来，结果使得批判哲学这个原本是为了解决矛盾的理论体系陷入了更加深刻的自我矛盾之中。

       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背景、逻辑结构、主要思路和总问题进行剖析之后，《指要》逐章逐节地对该书的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和先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康德哲学研究上的深厚功力、精辟见解和犀利眼光。作者在解读的过程中，对康德哲学的一系列重要术语进行了重新界定，例如“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先天的”(a priori)的区别与联系，“感性论”(Ästhetik)、“直观”(Anschauung)、“反思”(Überlegung)、“幻相”(Schein)等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含义，并且根据康德文中的原意对某些术语的译法作了改进(如将Gemeinschaft一词由传统的译法“交互性”或“相互作用”改译为“协同性”)。在解读中，除了对一些基本概念和思想观点进行客观阐释之外，还在每一章结尾处对康德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学说作出了简明扼要的短评，分析渊源流变，评判是非得失，画龙点睛，微言大义，充分显示出作者卓越的综合概括能力。

      《指要》最后指出：“对康德的真正深入的阐释，正是那些超越康德的阐释；反之，只有超越了康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康德。”(第427页。)这种超越就在于，将康德哲学当作一个活生生的思想体系放在人类思维有机发展的整体中来加以批判地考察，入乎其里而出乎其外。因此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不仅意味着要了解康德的先行者，而且也要了解康德的后继者，特别是要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反观康德哲学，以扬弃的方式从中剥离出代表着人类思维进程的发展趋势和逻辑必然性的东西(例如关于主体能动性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高度真正理解康德哲学。

      我国最早研究康德哲学的学术前辈郑昕先生在其《康德学述》一书的弁言中写道：“抑此学之在吾国，犹为一未耕之园地，吾人但求会悟而得其真，然后再视有无‘新’哲学途径(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康德之学，博大精微，且行文艰涩，说之者复纷歧浩繁，苟有人焉，肯为此作长编，一如焦里堂氏之于孟子，其学术价值，诚未可衡量也。”杨祖陶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曾受业于郑昕先生，而邓晓芒教授则是杨祖陶先生的高足，因此，《指要》一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者薪火相传的结果。它不仅凝聚着杨、邓两代学人长期研究康德哲学的心血结晶，而且也是对郑昕先生殷切之望的圆满落实。《指要》之于《纯粹理性批判》，恰如焦循之《正义》之于《孟子》，文辞上“证之以实”，义理上“运之以虚”，堪称为不可多得之“长编”。此书的问世，既可裨益于后学，亦可告慰于先贤，实为我国康德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式的伟业。

 安倍能成：《康德的实践哲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译者前言。

 郑昕：《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