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黄保罗教授做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对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进行了一场题为“谈西方的哲学与文化”的对谈式采访。本次对谈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苏德超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副教授与校内外数十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对谈。

     在苏德超教授一番简短的开场与对其他三位老师的介绍之后，对谈由黄保罗教授的提问开始了。邓晓芒教授首先回答了黄保罗教授关于“生平经历与比较重大的学术事件”的问题，他自谦地说谈不上什么学术事件，但生活经历中遇到的最大事件当属文革了。他说对做学问的人来说，经历一些苦难是很好的，虽然对做好学问不是充分条件，但很重要。他说正是对文革的反思和前辈的鼓励使他更加勤勉和认真地读起书来。并且从那时就开始了对经典理论书籍的句读，为的就是训练自己能看懂书中的话。“那些书他都认认真真做批注，批满了，没地方批了，再买一本再批。”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对知识的渴求与对学术的认真。并且提到自己最近又在仔细研读海德格尔，并准备好了写一系列批判性的著作。黄保罗教授结合自己在芬兰观察到的教育现状总结道邓老师的经历中三个重要的因素：苦难、精神上的困惑、阅读对一个人非常重要，提出虽然其中任何一项都不一定使人成为哲学家，但三者在一起却就很有可能了。邓老师解释道自己给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儒家知识分子，惟愿在“提高一点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这一工程上做一点贡献。 

     接下来两位教授又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和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比较上展开了对谈，邓老师尤其提到了儒家骨子里的伪善的问题，黄保罗教授也回应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偶像与伪圣的解读。双方都认为人不应当过分相信自己，应当在承认自己有伪善和自欺的一面，传统儒家对伪善的反对会使自己陷入更大的伪善和自欺之中，但也澄明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伪善，不完全是主观上的故意。邓老师主张，由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西方人上过“这一课”，与中国人没上“这一课”，是造成了很大差别的。

    随后，邓老师又提到对自己希望做的有助于提高民族思维水平的工作是重建形而上学，他希望把西方的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与中国的作为“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元语言学和超越语言学。并解析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传承的语言学传统，解释了语言与逻辑对于哲学追问与真理追求的重要性。黄保罗教授也就路德与其学生在德国与芬兰翻译圣经工作对其国家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阐发了对语言、哲学、人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读。 

    最后，黄保罗教授提出了关于“对现在社会或哲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的看法”的问题，邓老师首先说到主要感到的问题在于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不讲道理的人，更有很多网络愤青，连精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希望能有更多人做到平等的、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讲道理，使它成为风气。其次邓老师对青年学者们的建议是要低调，不要太想着高远，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去做事，能力可以培养，兴趣需要发掘。最后提及读书的方法问题，邓老师建议大家带着问题读书；苏老师也补充道邓老师还曾建议过，另一方面在开始时不要急于求成，要全息式地读书，不要为了任务带着预先的观点读书，读经典时要用读经典的方式。 

    随后，又进行了半小时精彩的解答学生提问环节，两位主讲人都依据自己的专业与领悟针对学生的问题做出了精彩而深刻的回答。对谈最终在令人启迪的余音和一片掌声的交织之中结束。 （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