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9月2日上午在新加坡新传媒集团演播大厅进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大决赛至今仍然如梦如幻般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我实在无法相信，我们三位教练和十多位队员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费尽心血构织起来的狮城夺冠之梦，竟然会在简短而空洞的大决赛评决中毁于一旦。当第五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主席蔡萦女士宣布：评委们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以3比2票判定反方马来亚大学获胜时，站在演播厅侧面的我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我方四位场上辩手的心在流血。刚才还从现场的攻防态势和大多数观众的表情中感到巳方已经处于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的我方四位辩手，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主席宣布的结果。然而怀疑也罢，悲伤也罢，事实就是事实，按照组委会事先的规定，评委的评决是不可改变和不容置疑的。因此，大家只能默默地吞下这枚苦果。

尽管结果是不可改变的，我仍然觉得有一些话要说，就算是对本次“失利”的一种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对那些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的一种既甜蜜又苦涩的回味吧。

一、蹊跷的辩题

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辩题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纵观从初赛、半决赛到大决赛的7个辩题，全部都在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之间做文章。初赛的4个辩题分别是：“人类将会（不会）毁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不可以）并行”、“全球化有利于（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会打击（不会打击）本土文化”；半决赛的两个辩题分别是：“以成败论英雄是可取的（不可取的）”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可以（不可以）两全”；而大决赛的辩题则是：“钱是（不是）万恶之源”。这一类以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的形式相对立的辩题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正方和反方的角色定位分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正方需要不断地证实自己的观点，反方只须不断地对正方的观点加以否定，自己却不需要证实什么。也就是说，正方必须建立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步步为营，全面防守；而反方则可以完全不用立论，只攻不守，只破不立，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从辩论效果上来看，由于辩题性质所决定的这种一守一攻的基本格局使反方更容易出彩，而鉴于辩题不得不采取守势的正方往往一开始就容易陷入被动。

初赛和半决赛的辩题虽然存在着上述问题，但是由于其大多是关于“可不可以”、“会不会”之类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双方能够展开辩论的逻辑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即使一方在事实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仍然可以通过大谈逻辑可能性来加以弥补，从而使双方在辩题立场上的先天差距得以缩小。然而对于决赛辩题“钱是（不是）万恶之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双方辩论的焦点在于“是不是”这样的事实问题，而不是“可不可以”、“会不会”这样的可能性问题，再加上本辩题显然采取了全称判断的形式，因此正方在逻辑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展开的空间（对于“钱是万恶之源”这个全球肯定判断，反方只须举出一个反例，正方的逻辑就会彻底崩溃），在事实方面则常常不得不陷入强词夺理的狡辩之中。在金钱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日益彰显的市场经济时代，在一个人人都受到经济利益驱动的功利化和世俗化时代，要证明“钱是万恶之源”，就像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要证明“上帝是万恶之源”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反方立场“钱不是万恶之源”，无论在逻辑上、事实上还是情感上都显得更具有说服力，从而更容易为评委和观众所接受。

从常规立论的角度来说，正方能够采取的理论观点已经被辩题本身限定死了，那就是要证明钱与古今中外的一切恶（大到杀人放火、小到随地吐痰）之间有着一种渊源性关系，世间的任何恶行背后都有钱在作祟。这种立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死路一条。而反方用以破解正方立论的方式有多种——或者说钱不过是一种工具，有人用它来作恶，有人用它来行善，因此人心中的邪念才是万恶之源；或者说钱充其量只是一部分恶的原因，而不是万恶之源；甚至还可以说世间的每一种恶都有其具体原因，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万恶之源，又何谈钱是万恶之源呢？此外，反方还可以大力渲染钱能够行善的事例，从而在情感上取悦于新加坡的有钱人和开着奔驰车的评委们。反方的上述各种反驳又可以相互融汇起来，以破为立，以无招胜有招，只要有利于反驳正方观点，即使有些自相矛盾也容易被人忽略。这样，反方在辩论场上就可以闪转腾挪、左右逢源，只管一个劲地说“不”，而不用作任何正面立论，从而使正方疲于应付，自己却无懈可击，轻轻松松地立于不败之地。这情形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一方被规定必须死守球门，另一方则根本就没有设立球门，从而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大打攻势足球，全线压上，岂有不胜之理？

由此可见，大决赛的辩题本身就已经大体上决定了孰胜孰败的结局，对于两支实力相当的辩论队来说，谁抽到了反方立场，谁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武汉大学队还是马来亚大学队都是心知肚明的。由于参赛队无权对辩题本身提出置疑，因此打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就只能将胜负付之于命运了。正因为如此，双方在抽签时都怀着一丝侥幸心理，但愿自己能抽到反方立场。可见本次大决赛的胜负主要不是取决于实力，而是取决于抽签时的手气。虽然任何辩题对于正反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是半斤八两，或多或少都会对某一方略微有利，但是似这等明显地一边倒的辩题在历届国内大专辩论会和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却实属罕见，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组委会将这个辩题确定为大决赛辩题，的确是有欠妥当。

如果说组委会将这个辩题作为大决赛辩题是出于一种非专业性的疏忽，那么已经评判过好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评委们却是非常专业的，他们一定会注意到本辩题对于正方的不公正之处，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必定会同情正方，从而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判定正方胜出。这就是我方辩手们在抽到正方立场后所持的一种自然的期待心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结果却并非如此——尽管我方在辩论过程中不仅与对方旗鼓相当，而且还略占上风，新加坡的评委们却仍然以3比2的结果判定对方获胜。惟一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在场的绝大多数观众明显地倒向我方，对我方的出色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至于当我们上台领取亚军奖杯时，所获得的掌声比冠军还要热烈得多。如果说我们的表现没有完全得到评委的青睐，我们却征服了在场的观众，甚至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二、艰难的立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赴新加坡参加辩论赛之前的备战阶段，我们在对初赛、半决赛和决赛的三个辩题、五个立场进行准备的过程中（由于组委会事先明文规定半决赛和大决赛的立场要到初赛和半决赛结束之后才能抽签决定，因此每个队要想夺取冠军就必须准备三个辩题、五个立场），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就是决赛辩题的正方立场，即“钱是万恶之源”。在知道辩题之后，我们教练和辩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决赛辩题的正反双方立场太不均衡了。但是辩题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花费双倍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正方立场的准备工作。关于正方的立论，我们先后设计了好几套方案，最初的想法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钱在现实社会中代表着一种最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善与恶作为人的伦理行为都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从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钱构成了各种罪恶（同时也是各种善行）的一般根源。这种立论具有较强的哲学背景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但在模拟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发现它有两个致命弱点：第一、这种立论的形而上学色彩过于浓厚，整个理论显得高深而晦涩，作为学术讨论可以大展宏图，作为辩论比赛却容易流于空谈理论不顾事实的“玄论”；第二、这种立论使得钱与各种具体罪恶之间的逻辑线索过于冗长，由于把万恶理解为一切罪恶，因此在解释某些表面上无论如何与钱也扯不到一块的罪恶时，只能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将其与钱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往往会给评委和观众以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之感。

作为对第一套立论的修改和补充，我们又把眼光转向了文明社会中金钱拜物教所导致的人性异化问题。我曾经设计了一套比较精致的立论，即以孟子的人性本善思想作理论根据，把恶解释成人性的异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导致人性异化的原因各有不同，在古代社会主要是由于僵化刻板的宗教信仰或伦理规范，在现代社会则是由于无所不能的金钱。这种立论需要证明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恶并非人性所固有，只是由于外在诱感所导致的人性异化；二是在现代社会中金钱是导致人性异化的最深刻的根源。要从理论上来证明这两点并非不可能，但是在短短几分钟的陈词和自由辩论中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却非常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画虎不成反类犬，陷入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又无法全面展开的困境。这种立论虽然比较精美完善，但是对于辩论赛来说却缺乏实用性。此外，该立论还有一个难言之隐。众所周知，人性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对金钱拜物教的揭露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理论根据。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进行比赛，大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容易给来自新加坡和西方社会的评委及观众们造成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印象，从而使得本来就因为辩题立场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我方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正是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我们才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这种立论方案。

经过反复的辩题讨论和模拟比赛，我们又选择了第三套立论方案，即对世界上的罪恶进行分类，将其归纳为若干种类，然后证明每一种恶都可以由钱引起，从而得出“钱是万恶之源”的结论。这种立论的基本思想是：虽然并非每一个具体的恶都是由钱引起，但是钱却可以导致每一种恶。例如有人为钱而杀人，有人为情而杀人，情杀固然与钱无关，但是情杀之为恶不在于情而在于杀，这种由其它原因引起的杀人罪恶同样也可以由钱引起。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证明钱能够导致战争、贩毒、走私、卖淫嫖娼、贪污腐败、有组织犯罪等各种罪恶，尽管我们不否认这些罪恶有时候也可以由其它原因引起，但是其它原因只是一种恶或几种恶的原因，只有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与任何东西相交换的钱，才现实地具有导致各种罪恶的能力，从而成为万恶之源。这就像每一把锁都有其各自的钥匙，但是惟有万能钥匙才可能开启各种锁，钱就是开启一切罪恶之锁的万能钥匙。显而易见，这种立论本身具有一些诡辩的色彩，它要求辩手们必须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而且善于运用类比。它的关键在于将“钱是万恶之源”偷换为“钱可以引起各种恶”，而且“各种恶”不等于“每一个具体的恶”，其实质就是以恶的种类来代替具体的恶行。

对于这种立论，辩手们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而且在实战中常常会给人以诡辩的嫌疑。如果对方死抓住一桩桩具体的恶行不放，我方对恶行进行归类的战术就会显得过于牵强，而且缺乏力度。所以在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立论也不得不最终放弃了。

至此我们发现，如果像组委会给本辩题附加的英文注解（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那样把“万恶”理解为“all evils”，那么我方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立论。把钱说成是“all evils”的根源，在逻辑上就等同于自杀，因为对方只要举出一个与钱无关的具体的恶（例如随地吐痰或者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反复强调的强奸），我方的这种全称肯定判断（其精确的逻辑表达形式是“所有恶都是由钱引起”）就不能成立。要想走出立论的绝境，就只能在辩题的性质上做文章，即想办法把全称肯定判断“所有的恶都是由钱引起”转变为特称肯定判断“极多的恶都是由钱引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要把“万恶”中的“恶”由一个周延概念变成一个不周延概念，从而拓展立论的逻辑空间。然而英文注解中的“all evils”却分明要求正方必须把“恶”当作一个周延概念来对待，这样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华语辩题的英文注解本身产生了怀疑。为华语辩论赛的辩题附加英文注解，这也是本届辩论会的一大“杰作”。稍通英文的人都知道，华语的一些词汇在英语中并不能简单地翻译。如果把“万恶”等同于“all evils”，那么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不是可以说轻舟在一天之内已走过了世界上的“all mountains”呢?那么说一个人“家财万贯”是不是说这个人占有了世界上的“all money”呢？那么说一个人“日理万机”是不是说这个人在一天之中处理了人世间大到安邦治国、小到鸡毛蒜皮的“all things”呢？既然华语与英语不能简单地一一对译，那么在华语辩论赛中对辩题的解释到底应该以华语为准还是以英语为准？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严格按照华语词义对辩题进行重新理解，不再受英文注解的影响。于是，我们把本辩题的突破点从“钱”和“恶”转向了“万”。

我们查遍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汉语辞典，发现从《说文解字》到《辞源》、《辞海》，再到最权威的《汉语大字典》，关于“万”字的解释没有一处是表示“所有的”。在《说文解字》中，“万”（萬）字的最初含义是指一种虫子；在《辞源》、《辞海》中，“万”字作为形容词都是表示“极言其多”或“极言其甚”的意思；在《汉语大字典》中，对“万”字一共有9种解释，其中5种是名词，分别表示虫子、古代的一种大型舞蹈、古州名、县名和人的姓氏；1种是数词；另外3种分别是形容词和副词，表示“众多的”、“极大的”和“绝对”。这个查阅结果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把“万恶”解释为“种类繁复、数量极多的罪恶”的信心，从而使本辩题的立论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望蓦然转向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之中。

就这样，在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犹豫徘徊和自我否定之后，我们最终以对“万恶”进行符合汉语习惯的解释作为立论基础，综合了以前各种立论的可取之处（如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与任何东西进行等价交换的巨大魔力的观点，人性本善、钱使人异化而行恶的观点，钱既是万恶之源同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的观点，以及万能钥匙的类比等等），着眼于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邪奸大恶，力图说明钱与这些恶之间的内在联系。至于那些实在无法用钱来加以解释的少数罪恶，我们强调“万恶”并非指所有的恶，而是极多的恶，因此我方只要能够说明这个世界上种类繁复、数量极多的恶是由钱引起的，我方的观点就已经得到了证实。这样一来，我方可以进退攻防的逻辑空间和事实空间就大大地拓展了。而且这种立论具有出其不意的新奇性，对方一般很难预料到，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一旦抛出来，将会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当然，这种经过反复推敲最终确定下来的巧妙立论是建立在一个略具风险性的预期之上的，那就是评委们能够接受我方对于“万”字的这种有据可依的解释。但是，倘若评委拒绝接受我方严格按照汉语字典对“万”字所作的解释，那么我方整个立论的根基也就不复存在，其结果当然是必败无疑。在赛前，我们一直认为深谙华语之奥妙的评委们一定不会把“钱是万恶之源”简单地等同于“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在大决赛中却成为了事实。我真不知道这到底是我方立论的悲哀，还是评委观念的悲哀，抑或是华语本身的悲哀？

三、精彩的表现

立论的突破点确定之后，我们对整场辩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精心设计。具体分工的情况是，一辩承担开篇立论的工作，阐述我方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架构；二辩根据对方一辩的基本立论设计了几套不同的反驳方案，全面展开我方对“万恶”的解释，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论证我方立场；三辩以攻为守，通过大段的现场反驳来扫清前面已经展开的战场，然后从现实的角度进一步揭示金钱与当今社会中各种罪恶之间的内在联系。四辩则对自由辩论进行总结，重申一辩展开的基本观点，并在陈词的最后阶段提升理论高度，进行情感渲染，力图达到史论结合、情理交融的辩论效果。

下面，我们结合大决赛的实战情况来看看我方的具体辩论方案。

一辩蒋舸在开篇立论中清晰地展现了我方的逻辑框架和基本观点，从失乐园的故事和孟子的性善论出发，指出人之为恶是由于外在诱惑使其迷失本性所致。外在诱惑形形色色，为什么要说钱是万恶之源呢？原因有三点：第一，钱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一般等价物，它具有与任何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现实合法性。钱的效用是无限的，每个人所占有的钱却是有限的，金钱效用的无限性与个人占有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钱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能激起人的非份之想，诱使人堕入邪恶。第二，在现实社会中，钱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而且也成为精神价值的筹码，权力地位、贞洁名誉、人性尊严和天理良心等等都可能用钱来购买。正因为钱具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无边法力，它成为滋生种类繁复、数量极多的罪恶的深刻根源。第三，金钱的巨大魔力异化了人性，钱从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被人崇拜的目的本身，人却由主人沦落为奴隶。在陈述了以上三点之后，一辩也强调了内在的道德良知和外在的法律规范对于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从而说明为什么有人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仍然能够洁身自好，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钱是万恶之源，正如有人对病毒具有免疫力并不能否定病毒是疾病的根源一样。最后，一辩也明确承认了钱作为工具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当钱从工具变为目的时，种种罪恶也就应运而生。

一辩陈词有意设下了一个迷局，这就是并不着意渲染对“万”字的解释，在陈词中仅仅只是含蓄地将“万恶”说成“种类繁复、数量极多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首先将“万恶”说成“一切罪恶”，然后再由我方二辩对其进行针对性反驳，以收取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大决赛的辩论过程中，这一战略运用得非常成功，我方二辩袁丁一上来就对于对方把“万恶”理解为“一切罪恶”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尤其是他所举的“千辛万苦”的类比，取得了极佳的场上效果。

从近一分钟的现场反驳转向正面陈述之后，二辩从东西方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金钱化神奇为腐朽的巨大魔力。他首先列举了从罗马帝国、中世纪天主教会一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中的种种罪恶现象，然后对古代东方文明——从巴比伦王国到阿拔斯王朝，再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钱而导致的罪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用大量史实有力地论证了我方一辩的基本立论。

我方三辩余磊是一位具有很强的现场反驳能力的优秀辩手，因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猛烈的火力主动出击，通过精彩的反驳来揭露对方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的错误，充分调动观众和评委的情绪，掀起陈词阶段的高潮。在大决赛的辩论中，余磊首先就对对方二辩的几个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现场反驳，博得观众们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他从历史转向现实，遍观了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中由钱所导致的各种罪恶，指出从古已有之的卖淫、走私、贩奴，到现今流行的毒品交易、贪污受贿、黑金政治，无一不打上了金钱的深深烙印。整篇陈词最后以巴尔扎克的一段关于金钱腐蚀人性的警言作为结尾，显得大气磅礴，慷慨激昂，产生了极强的精神震撼力。

在自由辩论阶段，我方紧紧抓住辩论战场的主动权，遍举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邪奸大恶——杀人越货、偷盗抢劫、走私贩毒、卖淫嫖娼、贪污腐败、有组织犯罪等，说明在这些罪恶背后都有着金钱的巨大驱动力。然而，对方辩手在自由辩论过程中对于我方提出的现代社会中为害极大的种种罪恶往往采取避而不答的战术，却不厌其地纠缠两个问题：一是钱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的恶；二是强奸和性犯罪。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方的回答是：原始社会有无善恶的问题，在伦理学上至今没有定论，对方所说的原始人的一些所谓“恶行”，其实不过是在道德规范产生之前人的动物性的一种自然表现，这些问题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我方要强调的是，自从钱产生之后，人类的种种罪恶就如同黄河之水，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对于对方提出的强奸和性犯罪问题，我方的回应可归纳为两点：其一，“万恶”并非所有的恶，因此某些具体的恶如强奸不是由钱引起的并不能否认钱是万恶之源；其二，甚至连最原始的性犯罪也由于金钱的介入而变得合法化和公开化（如嫖娼），所谓恶而不自知，恶莫大焉。然而，尽管我方已经明晰地表达了上述思想，对方的四位男辩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强奸等性犯罪恶行，使得我方一辩蒋舸同学（她是辩论场上惟一的一位女性）不便应答，从而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方四位辩手在自由辩论中的均衡性。对方这种过分纠缠强奸问题的“阴招”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效果，但是却引起了在场观众的极大反感，有几次观众席上曾发出了明显的嘘声。

在总结陈词阶段，我方四辩周玄毅在前三位辩手陈词和自由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我方观点，以孟子的“人性本善”作为理论根据，说明人之为恶是由于外在诱惑，而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构成了种种外在诱惑的抽象化身，因此我们才说钱是万恶之源。我方四辩站在人性异化理论的高度，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种种罪恶现象的深刻根源进行了剖析，将其最终锁定在金钱之上。同时他还针对对方在自由辩论中把钱等同于恶的说法反驳道：万恶之源本身并不是恶，金钱同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只要弘扬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恶之源同样也可以开放出美丽的善之花。在最后一段陈词中，四辩寓深刻的理论于激越的情感和优美的文字之中，在指出金钱魔力使人迷失本性的同时，呼吁人们在永恒的人性之光的照耀下去恶存善，返璞归真。

四、诡异的命运

在大决赛的辩论过程中，我方从一、二、三辩陈词到自由辩论，始终占据着场上的优势地位。我方四辩的总结陈词除了在现场感上不及对方四辩之外，在气势、语言和陈词内容等方面均与对手旗鼓相当。从内容方面看，我方观点在逻辑上首尾相顾，自成一体，事实充分，材料翔实，纵横古今，驰骋中西，论及到种种为害极深的邪奸大恶，而且在理论上立意新奇，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从形式方面看，我方陈词如行云流水，语言干净，文辞优美，辩风儒雅，气势如虹（在陈词方面，我方的洒脱流畅与对方的仓促结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自由辩论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承接自如；再辅之以潇洒得体的形体姿态和机智风趣的幽默感，每位辩手各具特色，整个队伍却形同一人。从观众的反应来看，我方获得的掌声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强度上都远远超过对方，甚至连某位评委也情不自禁地对我方三辩竖起了大姆指。比赛结束后，当评委们退席评议时，我方四位辩手感觉良好，情绪高昂；对方四位辩手却表情木然，情绪低落。在场的绝大多数观众都认为我方必胜无疑，有些热情的观众和其它参赛队的辩手甚至来到后台向我们的四位辩手提前表示祝贺。作为一个在情感上倾向于我方队员、在理智上却冷静地对全场比赛的态势进行了分析权衡的正方教练和现场观众，我也对武汉大学辩论队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就在这种自信的心态中，我和队员们足足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盼到评委们再度出场。令我们吃惊的是，本届华语国际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点评者却是一位来自加拿大西门飞沙大学的“洋”评委（前几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点评者都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学者，如金庸、杜维明、余秋雨等，惟有这次点评者是一位从未评判过华语辩论赛的外国汉学家，这也是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一大“创举”）。这位“洋”评委对这场精彩万分的大决赛发表了一番非常简短的点评，除了反复强调评委们“真难真难”、“非常之难”、“很难很难得到一致的想法”之外，这段简短的点评几乎什么有效信息也没有提供给观众。然而，这样一段毫无内容的点评却在承认武汉大学队对语文具有很强的掌握能力的同时，暗示武汉大学队缺乏“逻辑思维和内容的说服力”。至于我方在逻辑思维和内容说服力方面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对方在这方面又是如何具有优势，点评中却只字未提！真让人听得如堕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

就这样，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真难真难”的评议和两三分种的空泛点评之后，评委们最后以3比2票的结果判定反方马来亚大学获胜。

武汉大学辩论队未能如愿以偿地获得冠军，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新加坡的观众们给予了我们比冠军更高的荣誉。比赛结果宣布之后，一大群观众围住评委，质问他们根据什么做出这样不公正的评决。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将要离开比赛场地时，许多热情的观众流着泪来为我们送行，他们向我们打出了“真心英雄”的标语牌，在他们心中，武汉大学辩论队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面对着这令人遗憾的结果，我们的辩论队员是问心无愧的，他们都恪尽了自己的天职，表现了精湛高超的辩才和令人感动的风采。另一方面，这次失利对于他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使他们了解到世事的复杂叵测，切身体会到“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生活艰辛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运诡异，同时也树立起自强不息的坚韧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为日后坎坷而漫长的生命之旅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我想，这或许就是武汉大学辩论队的辩手们在这次辩论赛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