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2000年8月10日下午4时许，当“黄山杯”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的决赛落下帷幕，主席张泽群先生宣布武汉大学辩论队获得本届辩论赛的冠军时，我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欣喜和激动，仅仅只是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和怅然若失的空虚。在接下来的蜂涌而至的采访中和频频闪烁的灯光下，我同样没有体验到胜利者的喜悦和疯狂，相反，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丝淡淡的忧郁。辩论赛终于结束了，四个多月来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武汉大学辩论队的备战工作中，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凝聚着我的多少心血，同时也遮蔽着多少难以言说的苦衷。此时此刻，辩论赛结束了，我和队员们梦寐以求的冠军杯正在眼前发着熠熠之光，然而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之中。我的脑海中掠过西绪弗斯的形象，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巨石上山时，他的心中始终闪烁着不灭的希望之光和涌动着不竭的力量源泉；但是当巨石被推上山顶不再滚落时，西绪弗斯的心灵将会感受到何等的空虚和失望啊!四个多月来，甚至可以说一年多来，我一直像西绪弗斯一样推动着辩论这块巨石。尽管在许多学院派人士看来，我的所做所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却确实是在一心一意地、认认真真地推动着这块巨石。也许人们觉得这是不务正业，是一种非理性的甚至有点滑稽可笑的行为，然而我却执意像唐·吉诃德那样一意孤行，义无反顾。我这个人素来执拗顽固，平生最喜爱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一旦选择了，就要我行我素地走到底。但是现在，这块石头终于被推到了山顶，我才真正地感到了累。我的目光在涌动的人群中寻觅着，却找不到心灵的栖息所。眼前只有闪光灯、人流和喧嘈声，却没有一片安谧宁静的净土。反躬自问，我追求的只是过程，只是在过程中才会悄然漾起的那种微妙的内心体验，然而现在却遭遇到了结果。尽管我也曾期望过结果，但是我宁愿让它永远存留在希望之中。此刻，当结果像美杜莎的无情面容一般冷峻地面对我时，我只能感到深深的惆怅。

    看着眼前那些欣喜若狂的辩手们，他们那像鲜花一般绽开的笑脸令人感动。我与他们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曾朝夕相处，发生过多少次激烈的争论，迸发过多少次爽朗的大笑，一同在蚊虫叮咬的学生宿舍里讨论辩词，也一同在灯火昏暗的大排挡边开怀畅饮。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将载誉而归，我却只想静静地在北京休息几天，远离喧嚣，远离荣誉，去体验另一种宁静恬美的感受……

    一、辩论情结

    我从小就崇拜两种人，一是凯撒、拿破仑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二是苏秦、张仪那样口若滔滔之悬河的辩才。身处于一个和平的年代，英雄梦幻自然是无法实现了，于是就只能对辩论术情有独钟。然而同样由于生不逢时，当整个社会都像着了魔一般展开大辩论时，我年龄尚幼，只能旁观而无缘介入；而当我的思维和语言都已经成熟到适宜于进行辩论时，辩论又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被打入冷宫，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功利，思想之辩被看作是一种无聊的耍嘴皮子游戏。终于到了80年代中期，华语辩论赛如火如荼地在国内各大学开展起来时，我却又已经过了参加辩论赛的年龄，只好眼巴巴地在电视机前做一名辩论观众。尽管如此，我对辩论的兴趣却从来未曾减弱过，自己不能亲身在辩论场上一展风采，至少还可以在场下为喜爱辩论的学生们出谋划策。因此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成为武汉大学学生辩论场上的常客。

    由于种种原因，武汉大学辩论队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战绩不佳，在95年上海首届名校邀请赛的初赛阶段负于中国科技大学，在97年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电视辩论的复赛阶段又再度负于电子科技大学。从此以后，武汉大学谈辩色变，不再参加国内的任何辩论赛。98年“蓝带杯”全国大专辩论会开赛前，中央电视台曾邀请武汉大学参加，被武汉大学婉拒，原因也是由于备战不足，力不从心。然而尽管武汉大学对外谢绝参加各种比赛，暗中却在卧薪尝胆，发奋图强。1998年9月，在学校的支持下，由一批热衷于辩论赛的教师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论辩艺术课”的课程。该课自从开设以来，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两年来选课学生多达近千人，其中有一批辩论英才脱颖而出，后来成为我所执教的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中坚力量。如在本届全国大专辩论会上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二辩袁丁、三辩余磊、四辩周玄毅，都曾选修过“论辩艺术课”。由此可见，自97年铩羽辩场之后，武汉大学一直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默默地进行着辩论准备，武汉大学辩论队之所以能够在本届全国大专辩论会上力挫群雄，最终夺冠，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99年5月，武汉教育电视台举办“凌云杯”全国大学生电视辩论邀请赛，既然比赛在家门口举行，武汉大学再也不能闭门不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受命于学校组建武汉大学辩论队，出任主教练。从4月份组队，到5月份出征，时间仅有一个月。但由于前此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加上教练与辩手配合默契，大家齐心协力，经过三轮苦战，最终在决赛中战胜了宿敌中国科技大学，捧回了“凌云杯”。“凌云杯”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辩手们的斗志，增强了信心，从此之后，武汉大学辩论队就开始精心准备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赛，提出了“一年上北京，两年下南洋”的口号，把目光盯住了全国冠军的宝座。

    2000年1月，我再度出任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与另外两位教练――中文系的冯学峰副教授、哲学系的张掌然副教授一起，在“凌云杯”参赛队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备战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的武汉大学辩论队。新组建的辩论队共有15名队员，由法学院四年级本科生余磊担任队长。在15名队员中，有6人参加过“凌云杯”的训练和比赛，另外9人都是第一次参加校辩论队。寒假刚一结束，辩论队就开始常规性训练，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逻辑、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训练，由我们三个教练分别开设专题性的讲座，并且每周进行一次现场性的辩论。4月下旬，在前期训练的基础上从15名队员中选出8名队员参加下一阶段的全封闭集训。4月30日我到中央电视台参加抽签仪式，5月4日集训队员全部搬入枫园8舍开始全封闭训练。在初赛阶段，武汉大学被分在上海赛区，首场淘汰赛对阵大连海事大学，辩题是“女人更需要关怀”。如能取胜，另外两场循环赛的辩题分别是“旅游开发不利于环境保护”和“高中生出国留学利大于弊”。从5月4日到6月3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集训队进行了全方位、超强度的训练，对三个辩题作了精心准备。6月4日移师上海，在初赛阶段的三场比赛中，武汉大学辩论队先后以两个5比0和一个3比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辩论新秀大连海事大学、沙场劲旅中国科技大学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辩坛元老复旦大学，以第一名的身分在上海赛区率先出线，取得了参加北京复赛的第一张入场券。

    6月11日，大获全胜的武汉大学辩论队回师江城，稍作休整后，6月18日重新开始紧张的复赛阶段备战。6月底，复赛抽签结果知晓，我校首场对阵青岛赛区第二名中国政法大学，辩题为“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弊大于利”。一拿到这个辩题，队员们都烦躁不安，因为他们刚刚在上海赛区的初赛阶段辩过“高中生出国留学利大于弊”，现在却要在复赛阶段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来进行辩论，这无异于自己反驳自己。在其后备战复赛阶段三个辩题的一个月里(另两道辩题分别为半决赛的“大学生学习应以专为主”和决赛辩题“城市交通问题主要是设施问题还是管理问题”)，第一道辩题花了我们几乎一半的时间，真可谓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赛前余磊、袁丁等主力队员就曾断定，只要第一场胜出，我们就一定能够夺冠。后来的实践充分证实了他们的这种预断。8月6日复赛烽火再起，武汉大学辩论队在三场比赛中，打得最为艰苦卓绝的恰恰就是第一场。中国政法大学辩论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辩坛强队，队员个人素质优良，整体配合也非常默契，其教练王涌曾获“长虹杯”辩论赛最佳辩手桂冠，场上经验极为丰富。这场辩论是复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双方辩手尽管对场地都不够熟悉，临场发挥得不够理想，但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惊心动魄，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只是由于我方二、三辩在回答观众提问这一环节上稍高一筹，武汉大学辩论队才险胜出关。首场比赛战胜中国政法大学之后，半决赛与台湾东吴大学对阵。针对东吴大学辩论队以柔克刚、以慢制快的辩论风格及其三辩范凯云引人发笑的冷幽默，我制定了以慢对慢、步步为营的战略，告诫队员此场比赛不求精彩，但求制胜。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压制住了东吴大学的冷幽默，使其不能正常发挥。虽然从场上效果来看，这一场比赛的确平淡乏味，但是我们却以明显的优势而获胜。本届大专辩论会的决赛采取现场抽取立场的做法，赛前我们对辩题中的设施和管理两个立场都作了精心准备，而且管理方面似乎准备得更为充分一些。现场抽取辩论立场时，我方抽到了正方，即城市交通问题主要是设施问题。由于赛前准备充分，队员们在心理上树立了必胜信心，在气势上显示出王者风范，终于在决赛中以无可争议的优势战胜了另一支辩坛宿敌电子科技大学，摘取了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的桂冠。

    二、师生情谊

    从1999年4月组建“凌云杯”参赛队开始，我与武汉大学辩论队的队员们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是队长余磊，和我可以称得上是忘年之交，平时与我交往极为随便，彼此之间毫无师生关系之繁文缛节。此君瘦骨嶙峋，其貌不扬，却为人豪爽，喜好杯中之物。训练之中常常因为某些具体观点与我争得面红耳赤，训练之余又经常死乞白赖地缠着我和另外两位教练请其喝酒。我们经常在夜半时分于武汉大学校门外的大排档中豪饮畅谈，颇为淋漓痛快。余磊对于辩论有着一种近乎宗教情感的执着和热爱，早在上中学时就曾参加过校际的辩论赛，在大学四年间，他参加过的各种辩论赛不计其数。去年秋天，他正在全力准备考研，正值武汉大学一年一度的“金秋艺术节”辩论赛开幕，尽管他嘴里一再表示无暇参加，但却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要临场观看，最后终于辩情难抑，再度披甲上阵，重展辩论风采。余磊体格羸弱，训练起来却有一股令人敬佩的拼命三郎精神。在辩论队里，他实际上成为全队的精神支柱，他的信心和情绪对于其他队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平时的训练中，余磊不仅是一队之长，而且往往能够起到半个教练的作用。从辩题的破解到逻辑底线和理论框架的设计、自由辩论战场的安排，都是余磊协助我们几个教练共同完成的。在辩论场上，余磊作为三辩承担着主攻手的职能，其辩风以机智敏捷和火力猛烈而著称，反应奇快且攻击性极强。不足之处在于太爱冲动，稍逊儒雅之风度。因此，尽管每场辩论赛无论是从场下准备还是从场上表现来看他都是最卖力的，但是他却总是与优秀辩手无缘。本届辩论会夺冠之后，全队师生在北京一家涮羊肉馆庆功，余磊与我并肩而坐，因心情激动而酩酊大醉，酒后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抚掌对我说道：“赵老师，平时经常与你争执不休，其实我对你感情最深，最服你。”一言令我潸然泪下。

    二辩袁丁颇有大将风度，此君身材矮胖，却天资聪颖。最难得的是无论场上风云如何变化，袁丁都始终能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余磊每次比赛之前都食欲不振，心情急躁，而袁丁则恰恰相反，赛前能吃能睡，谈笑风生。每场比赛时，我对余磊的表现都有些担心，深恐其锋芒太露，而对袁丁却极为放心，深信场上的任何变化他都能应付裕如。袁丁和余磊一样，自“凌云杯”时就是主力队员，大小正式比赛经历数十场，从未在场上出过大错。袁丁长着一副娃娃脸，平素总是睡意朦胧，常被其他队员讥讽为昏聩状。但是只要一上场就精神大振，辩相洒脱，气度恢弘。袁丁在反应上不如余磊敏捷，但是其反应却极为准确到位，每次在攻辩阶段回答对方问题时，都能巧妙机智地化解矛盾，反守为攻，显示出一种高层建瓴的气势。回答观众提问更是一针见血，令人折服。由于他头脑冷静和聪慧机智，我把自由辩论阶段全队配合协调和转移战场的任务交由他来承担，他经常能够在关键时刻顺利地进行攻防转换，使我方在自由辩论中占据主动地位。袁丁与余磊二人风格迥异，性情不同，场上配合却极为默契，场下关系也堪称至交。平常训练时，二人都极为认真，一同制定辩论方案，彼此切磋攻防体系，虽然也常因观点不同而发生分歧，但袁丁一般较为尊重余磊意见，往往能求同存异，达成妥协。在用兵遣将和立论布局等重大问题上，一旦余磊与我或另外两位教练的意见相左，袁丁总是站在余磊一边来说服我们。事实证明，作为经验丰富的上场队员，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判断往往比我们这些坐而论道的教练们更为准确。而在训练之余，二人又常常嘻笑撕打，袁丁身材虽小，却偏爱寻衅挑逗，其结果总不免被余磊拳脚相加，摧残一番。

    四辩周玄毅名如其人，颇具哲学家之风范，性情沉静，喜爱玄思，常如天马行空，让人摸不着头脑。此君风度翩翩，仪态儒雅，语音纯正，才华横溢，场上常赢得评委和观众的好评，场下也被队友们称为最有文化的人。与余磊、袁丁不同，周玄毅平时不爱争论，喜欢独处，经常在走廊中来回踱步，沉思默想，神情木讷，口中念念有词。训练时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点头默认，但是实际上却始终我行我素，极为固执。坦率地说，在四位上场队员中，我最担心的就是周玄毅，因为他的思维具有发散型，玄之又玄，常常举出一些让谁都听不懂的比喻，既令对方辩手大惑不解，也令己方队员莫名惊诧。余磊和袁丁常把他比作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发挥得当，将会炸得对方溃不成军；如果发挥不当，则会令己方阵脚大乱。在训练中，我花费精力最多的就是与周玄毅一起商讨四辩陈词，每次定稿一到他手中，哪怕是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形成的稿子，他也总要在摹拟赛中即兴修改，令人担心不已。有几次我几乎是在央求他不要再作修改，他口头上也答应，但是上场之后仍然照改不误。在上海初赛阶段和北京复赛阶段的两次首场比赛中，他在四辩总结陈词时由于随意发挥，都险些酿成大祸。好在此君擅长随机应变，总是能够及时地运用自己较为渊博的知识和儒雅华美的文采，回流急转，化险为夷，在陈词结尾处收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异效果。或许是由于周玄毅儒雅潇洒的风度和出口成章的才华，再加上他总是在第一场比赛中让人受一番惊吓之后，在下面几场比赛中往往能够超水平发挥，这位大智若愚、恍兮惚兮的辩手竟然鬼使神差地被评为本届辩论会的最佳辩手。

    一辩蒋舸是上场队员中的唯一女生，天生丽质，清纯天真，给观众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与其他三位参加过“凌云杯”的上场队员相比，蒋舸年龄最小，资历最浅，也最为乖巧听话。蒋舸是国际法专业二年级的本科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热爱，立志将来做一名律师。在去年武汉大学“金秋艺术节”辩论赛上，她第一次登台亮相，身手不凡，我当时就预感此人大有潜力。今年年初组建校辩论队时，她被列入名单之中。但是当时她颇有犹豫之意，深恐参加辩论赛会影响专业学习。寒假期间她回成都过年，除夕之夜打电话给我拜年，方才下定决心参加辩论队。集训期间蒋舸深知自己资历浅薄，态度极其刻苦认真，对师兄余磊言听计从，对教练和其他队员也非常尊重。平素举止得体，礼貌备至，仪态娴雅，落落大方，常被其他队员戏称为“高级华人”。在初赛阶段，蒋舸显得文静有余而气势稍逊，再加上语音略带稚气，容易给人以柔弱之感。上海赛区出线之后，我曾一度想以候补队员张灏替换蒋舸来参加北京复赛，但考虑到整体配合、风格互补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终还是让蒋舸继续承担一辩角色。在复赛阶段，蒋舸的辩风大有长进，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中，熔娴雅与犀利于一炉，柔中带刚，静而有威，表现得非常出色。作为新手，蒋舸在场上从不怯阵，分寸把握极准，用时特别精确。每次语音结束，时间刚刚用完，令其他队员赞叹不已，纷纷称其为奇才。和袁丁一样，蒋舸是最让我放心的辩手，而且她比袁丁更为虚心，善于取长补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深得大家喜爱。

    四位队员在场上的杰出表现，离不开场下陪练队员的无私奉献。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上场的几位陪练队员个个都是辩坛高手，他们之中任何一人上场，其表现都不会逊色于上述四位辩手。鲍洪波堪称辩论队的天才和智囊，这位自从“凌云杯”以来就甘愿当陪练而不愿意上场的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具有极其敏锐的反应能力和严密的逻辑头脑，非常擅长于发现对方的矛盾而进行归谬，在陪练过程中是最令上场队员头痛的劲敌，甚至连素以反应敏捷而著称的余磊也常常自叹弗如、甘拜下风。张灏英俊聪慧，兼具余磊的刚猛和周玄毅的文采，才思如涌，口若悬河，且幽默风趣，语言恢谐，如同金庸先生笔下的段誉，常常使出一些出奇不意的怪招，令人防不胜防。余晓莉音色纯正，口齿伶俐，能攻善守，刚柔相济，可谓巾帼不让须眉。此外如伍英姿的犀利威猛、彭延媛的睿智机敏，吴琪的冷峻深刻，王海宁的随机应变，都各有千秋。汪晓祥、罗丽娟、李伟娜、朱殊、李霄鲲、李丽娜等一大批外围陪练队员也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最终夺冠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四个多月来与我共同执教武汉大学辩论队的另外两位教练冯学峰副教授和张掌然副教授以其无尤无怨的奉献精神令我肃然起敬。我们之间的合作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冯老师性情开朗，风趣恢谐，深得同学们喜爱，每当我与辩手们争执得面红耳赤时，他总能巧妙地化解矛盾，开启思路，使大家拨云见日，殊途同归。张老师思维慎密，讷言敏行，对同学们体贴入微，讨论问题时总是先凝神静听，待别人都发表了意见之后，才略抒己见，话虽不多，却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倘若没有他们二人的齐心协助，没有武汉大学人才济济的外围教练班子的全力支持，仅凭我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带不出这支冠军队的。

    三、弦外之音

    辩论赛结束了，酷热的盛夏也随着辩论赛一同结束。回到武汉，开始感到初秋的凉意，过不了多久，武汉大学的枫叶就该红了。我曾经见过一片金色的枫叶，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光芒。这金叶令我陶醉，令我痴迷，同时也引起我无限的遐思。当我在辩论场上镇定自若地指挥着那些活泼可爱的辩手们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以全部的心血滋润着生机盎然的枝叶。而此时此刻，面对着辉煌之后的冷清和孤独，我感到自己就像一片悄然落地的枫叶，静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默默地吮吸着沉静的回忆和希望。我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种静悄悄的、沉默无语的安谧，正如我喜欢令人心跳的生活刺激和强烈疯狂的情感体验一样。我深知自己是一个矛盾体，既像伏尔泰那样爱好喧嚣，也像卢梭那样爱好孤寂。就像那片金叶，当它在树尖上迎风摇曳时，它渴望挣脱树枝自由飘荡的感觉；而当它落到地面，孤独寂寞地拥抱着沉默的大地时，它又渴望在树尖上迎风摇曳时的无限风光。

    辩论就如人生，场下长期艰苦卓绝的准备只是为了场上转瞬即逝的辉煌。然而辉煌之后又是什么呢?当西绪弗斯终于把巨石推到山顶时，他该去干什么?他或许只能再去创造一个现实中的或者想象中的巨石继续推动，否则他就只有死亡。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日复一日地推动着自己的石头，有些人觉得自己所干的事业比别人更加神圣，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推动的石头比别人的石头更神圣。他因自己的石头而神圣，而石头又因他的感觉而神圣。可见，重要的不在于去干什么，而是在于干什么时有所希望。希望的内容彼此不同，但任何希望本身都同样神圣，它们都凝聚着人生的一个要谛，一种真情。相对于一切深邃玄奥的哲理，这希望之情是多么单纯朴素；然而在它面前，一切深奥的哲理又显得多么苍白空洞!

    我想起了坐落在汉阳的古琴台，想起了俞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那段流芳千古的佳话。而这段弦外之音，正如那片临风飞舞的金叶，其中的飘逸之韵、悠悠之情，也只有心灵相通的知音才能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