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原载于《 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一、“轴心时代”文化精神变革的背景与内涵

  “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前后至公元之交的这一段时间里，旧大陆(即亚欧大陆)各个文明区域中心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精神变革活动，这场普遍性的精神变革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且开创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几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他把这一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变革过程称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它对于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至今仍然是无与伦比的。雅斯贝尔斯强调：在“轴心时代”，“世界上的所有三个地区(指中国、印度和西方——引者注)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1]在此期间，人类早期的几个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文化繁荣时期。作为这种精神变革和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圣徒时代”的到来——在上述文明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先驱或先知式的贤哲，如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释迦牟尼、筏驮摩那，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等。他们对各自社会中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观念进行了划时代性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社会理想，并且经过数百年激烈的思想冲突和融合，最终创立了世界上几种主要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奠定了人类各大文明体系的基本精神特征。

    “轴心时代”发生的这场文化精神变革过程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整个古代历史中，这场变革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就如同农业革命对于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一样，如何估量也不会过分。甚至当农业革命的意义在近代以来已经被新兴的工业革命的巨大光环所遮蔽时，“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变革所确立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分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至今依然以一种潜在而有力的方式影响着各大文明体系中的人们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在“轴心时代”涌现出来的那些思想圣贤(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圣徒”)，如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乃至耶稣等，至今仍然被不同的文明体系奉为不可取代的道德圭臬和精神典范；他们所开创的各种理论化和普适性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如儒家伦理、佛教、基督教等，则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

    “轴心时代”构成了人类鸿蒙初开的神话时代向成熟的宗教时代过渡的重要历史契机和中介。处于“轴心时代”之前的人类由于普遍缺乏一种自觉性的精神基础，或者说缺乏一种理论化和普适性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牵引，所以整个神话时代的历史不仅显得扑朔迷离，而且也显得平庸单调。从横向上来看，神话时代的几个古老文明地区相互之间很少能够显示出各自的精神特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先秦文明等亲代文明虽然地理位置不同且彼此隔绝，但是它们之间的共性因素却远远大于个性因素，这些共性因素主要表现为蒙昧迷信的祭祀占卜活动和外在性的庙宇文化。这些古老文明都与原始的祖先崇拜有着不解之缘，它们留给后世的无非是一些象征着自然力和生殖原则的鬼神、一群用以祭祀占卜活动的巨大庙宇和一些主要用来记载神谕和其他宗教活动的古老文字。从纵向上来看，在整个神话时代(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600年)，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具有反思性的精神过程。神话时代的精神特征是直观性，神话时代的那些文化因素大多具有仪式化和外在性的特点，它们主要靠着一种非精神性的习俗力量或者惯性心理来维系。因此神话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形态，即接近于凝固状态的缓慢发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那些古代文明“缺乏任何特殊的历史运动”。自从公元前3500年起几个大河流域地区发生了由史前状态向文明状态的革命性飞跃之后，在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精神运动发生。

    “轴心时代”所发生的文化精神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这种非历史状态，从而开创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新纪元。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凡是在“轴心时代”发生了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变革活动、从而成功地做出了历史性应战的文明地区和国家，如爱琴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先秦文明，后来都实现了文明形态的自我更新，奠定了高级精神生活的基础，使文明传统得以延续，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过程。而未能进行这一变革活动的古代文明国家，如古埃及文明，则在后来的生存竞争中衰败下去，成为历史旷野中黯然失色的文明化石。

    “轴心时代”出现的文化精神变革活动显然与前此发生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公元前二千纪初期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生活在空旷的亚欧大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主要是操持原始印欧语言的各游牧民族)对南部一线撒开的农耕世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冲击。这股马拉松式的入侵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建立以后才基本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历时最久、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它促成了游牧父本与处于“文化发情期”的农耕母本之间的“文化杂交”，从而导致了亲代文明的第一批“头生子”——如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印度吠陀文明和中国秦汉帝国等子代文明——的产生。汤因比在谈及这次普遍性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历史意义时说道：“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2]

    然而，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的历史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引起了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化和文明形态的变更(亲—子代文明的更迭)，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中导致了文化的“精神基因”的突变，引发了各大文明体系内部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划时代性变革，通过潜在的精神变革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的面貌，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具体地说，在“轴心时代”涌现出来的一批思想“圣徒”通过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变革活动，为各大文明区域中的人类树立起一些各具特色的理论化和普适性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规范，从而使人类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反思精神世界和生存本质。这种文化更新和精神重建工作意味着旧大陆各大文明体系开始走向成熟，意味着人类精神生活迈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结果就导致了作为各大文明体系之精神支柱的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产生。在中国，孔子等先秦儒家在批判商周“尊神事鬼”的巫觋意识和外在刻板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本主义的儒家伦理价值系统；在印度，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在批判“梵天创世”和原始轮回的印度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创立了超然无我的佛教价值系统；在欧洲，从苏格拉底到新柏拉图主义和教父派在批判自然性的希腊奥林匹斯多神教和律法化的犹太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灵主义的基督教价值系统。此外，在西亚，还出现了一些历史意义稍逊一筹的文化精神变革活动，如琐罗亚斯德对祆教的创立(这种具有扑朔迷离色彩的古代波斯宗教1000多年以后融入到新崛起的伊斯兰教价值系统中)。在这些互异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中，最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历史性影响的还是中国儒家伦理、印度佛教和西方基督教。而在这三者中，印度佛教又因为缺乏一种牢固的世俗性根基而最终成为一个背井离乡的“流亡”宗教，它在印度生根发芽，却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开花结果。相比之下，在“轴心时代”所产生的三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中，只有儒家伦理和基督教能够牢不可撼地屹立在自己由以生长的文化土壤中，延绵不绝地传递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

“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演变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殷商时代的巫觋文化向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产生于商周之际，基本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周交替之际发生的宗教—政治改革，这场改革使得殷人的带有自然崇拜和血缘色彩的“尊神事鬼”的巫觋文化，转化为周人的与宗法礼仪休戚相关的“尊礼崇德”的礼乐文化，由此迈出了“以德配天”、敬鬼神而远之的第一步；第二阶段是孔子及其弟子们所进行的文化思想革命，它的实质是把刻板化的“礼”内化为自觉性的“仁”，直指每个人的道德本心，把外在的天命威慑转变为内在的道德律令，从而完成了从鬼神崇拜向人文精神的转化。这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活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精神得以确立，并培育了一种专注于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的协调的现实精神，它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轴心时代”西方文化精神的演变发展则具体表现为从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化。尽管基督教的圣教历史、典章律例大多来自于犹太教，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和神学思想却发轫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的本质精神说到底就是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就是那种空灵幽邃的唯灵主义。这种唯灵主义最初以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现在希腊多神教的“命运”意象和希腊民间神秘祭(奥尔弗斯宗教)的轮回转世思想中，而后在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中得到了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并通过斐洛的“隐喻”神学和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最终汇入基督教，成为一套严密的、系统化的宗教形而上学体系。这种唯灵主义深深地渗透进基督教信仰，培养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精神，这种浮士德式的超越的浪漫精神构成了整个中世纪乃至近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对于塑造西方文化的历史面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泛西方化”时代的终结与新“轴心时代”的前景

    “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变革对于中世纪以来的世界文明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大影响，“轴心时代”确立的儒家伦理、佛教、基督教，再加上公元7世纪出现的伊斯兰教，这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共同构成了整个宗教时代(大约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7世纪)文明历史的主轴[3]。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和阿拉伯帝国创建以来，人类文明的基本单位就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的文明体系。从那时起，亚欧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分别归属于以不同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凝聚纽带的四大文明体系，即基督教文明体系(包括西方天主教社会与拜占庭、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伊兰斯教文明体系（包括阿拉伯、突厥、波斯等不同民族的穆斯林）、佛教—印度教文明体系和儒家伦理文明体系。这四大文明体系之间的文化壁垒是如此地森严和不可逾越，由此引发了宗教时代难以计数的宗教战争和文化冲突。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这种文化分野和文化抵牾(它既包括剑拔弩张的武力冲突，也包括潜伏杀机的融合同化)，成为中世纪亚欧大陆文明历史的主旋律。

到了18世纪，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异军突起，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历时性扩展的“泛西方化”时代来临了。这个“泛西方化”时代既是全球性的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化过程，也是全球性的殖民化过程和西方化过程。工业化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内部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变革、产业革命等等——的历史结果，它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然而，当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西方世界开始把它的变革结果以强制的方式推向其他仍然处于传统状态中的文明体系时，一种崭新的文化冲突形式就在表面上取代了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古老冲突。这种新的文化冲突形式就是西方工业世界与非西方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它具体地表现为近两百年来的全球殖民化浪潮或西方化浪潮。在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外的所有古老文明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裹挟。这些文明体系中的人们起初是被迫地、继而则是自觉地放弃了沿袭千年的传统观念，纷纷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使世界近代史呈现出一种一体化的趋势。“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变革所确立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及其所导致的文化分野似乎完全湮没在全球西方化的时代潮流之中，随着殖民体系的不断扩大，西方人普遍陶醉在一种踌躇满志的历史终结感之中。汤因比曾对19世纪末叶西方人的这种历史终结感描写道：

 

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傍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4]

 

    在世界近代史中，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两条貌似对立的途径进行的，一条是资本主义现实的途径，另一条则是资本主义批判的途径，其结果使整个人类社会都卷入到一种源于西方文化内部矛盾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制度对立之中，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资本主义现实与资本主义批判，这本是西方文化内部固有的一对基本矛盾——罗马功利主义与基督教天国理想——在近代的特殊表现形式，但是在全球西方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一对基本矛盾却以一种地域扩大化的形式表现为两大阵营的对垒。西方文化以它的右翼覆盖了一半世界，以它的左翼覆盖了另一半世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整个非西方世界，无论是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采取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近代化历程都是在西方文化的浓重阴影之下度过的。

    当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在“泛西方化”潮流的胁迫下忍痛放弃自己世代相袭的传统文化价值时，他们原以为这样做会一劳永逸地进入西方近代文明所承诺的美好前景中。然而，随着西方文化自身固有的弊病和危机在后工业化时代的暴露，非西方世界的人们陷入了双重的苦恼之中：一方面他们一厢情愿地想跻身于西方文化大家庭的良好愿望在现实面前遭到了惨重的挫败，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受着“全盘西化”的种种并发症——盲目的经济发展、不顾国情的制度移植、脱离现实的后现代意识等等——的无情折磨。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西方文化中，另一只脚却跟不上来，于是就陷入了一种自我撕裂的痛苦之中，不仅要忍受西方化的苦恼，而且还要忍受西方化不足和不可能彻底西方化的苦恼。盲目西化和“先天不足”所导致的双重苦恼成为本世纪末非西方世界普遍感受到的严重问题，并由此导致了一种深沉的文化反思。只是从这时候起，持续了两百年之久的“泛西方化”潮流才开始显露出颓势，一股与此相对立的“非西方化”潮流应运而生，并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势头。非西方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回归传统，试图从自己的文化根基中开掘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随着西方文化影响力的衰减，“轴心时代”所开创的、在近百年来似乎已经消声匿迹的各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又显示出枯木逢春的势头，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当今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

    由于工业化是西方文化自身变革的结果，所以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近代化与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连接的过程，二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它们毋宁就是同一个过程(在英语中，modern time一词既可以表示近代，也可以表示现代)。然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近代化与现代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区别决非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们具有全然不同的历史内涵。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近代化历程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化浪潮而来临的，因此它们的近代化历程同时也就是西方化历程。与近代化不同，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则是一个驱除西方文化阴影而凸现民族文化特色的过程。因此，非西方世界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分水岭并不应该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这种划分方式带有太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而应该以本世纪末“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两大阵营对垒的消解作为标志。这个历史分水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非西方世界各国纷纷开始自觉地摆脱西方文化的精神牵引，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试图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和重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砥柱。如果说非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历程就是“泛西方化”过程，那么它们的现代化历程则表现为一个“非西方化”过程。文化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恰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尽管文化保守主义在各国家和各地区所表达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它却在客观上昭示了非西方世界近代化历程的终结和现代化历程的开始。

    在本世纪末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轴心时代”所创立的各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复兴势在必然。无论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还是中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国学热”，都在以一种传统文化复兴的保守主义姿态回应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精英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近代以来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危机是不可能通过“全盘西化”的途径得到解决的，这种文化危机是远比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深刻的问题，它只有通过基于传统根基之上的文化转型才能最终解决。在未来时代，整个人类社会虽然会在经济生活方面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必定会出现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然而，单纯的传统文化复兴并不能成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出路。时下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复兴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从当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喧嚣声中，已经可以听到文化新生儿的啼声。就此而论，眼下全球性的传统文化复兴浪潮恰恰构成了新的文化精神变革的前奏曲。在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是一个旧“轴心时代”的文化余辉，而且更是一个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曙光。如果说世界历史的第一个“轴心时代”是操持原始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大规模入侵和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果，那么世界历史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将可能是西方近代文明对非西方世界全面渗透和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果。在经历了“泛西方化”潮流的冲击之后，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人们都认识到了一个共同的真理：新生的文明形态之花只能盛开在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根基之上。正如同在第一个“轴心时代”里，从衰朽的殷商巫觋意识、婆罗门教、希腊多神教等原始宗教中衍生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儒家伦理、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现已呈现出古老之态但仍然具有旺盛繁殖能力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中，也将会以自我批判的方式产生出崭新的文化精神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