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将世界联结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在大航海时代，规模宏大、装备精良的中国船队在握有先机的情况下，受传统“夏夷之防”和“务本抑末”观念的影响而拱手放弃了广阔的海洋世界，关闭国门与世隔绝。与之对照，稍晚开始进行航海探险活动的西欧诸国却在经济利益和宗教理想的驱使下，相继发现并征服了非洲、美洲、澳洲等新大陆和亚洲的古老文明国家，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主导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一、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和悲剧结局

15、16世纪一向被中外史学界确认为世界古代史与现代史的重要分水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正是从这个时代发轫，而后再通过殖民化历程影响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看，15、16世纪的大变革分别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内部的变革主要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外部的变革则是地理大发现和由此而引起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迪亚斯、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在15世纪末所进行的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通往印度、东南亚、中国、新大陆的海上航路的开辟导致了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而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又反过来加速了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正是通过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长期积弱不振的欧洲社会才从旧大陆僻陋的边陲转变为文明世界的中心。

按照流行的观点，这个新时代的序幕是由地处亚欧大陆西南端的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拉开的。正是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的热心倡导下，迪亚斯、达·伽马和哥伦布等人才开启了一个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新时代。然而，早在西方人进行这种彻底改变世界格局的壮举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就已经派郑和率领中国船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

在郑和船队和西方航海家进行航海探险活动之前，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属于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早在13世纪前后，阿拉伯商人就来到了孟加拉湾和马六甲（满剌加），并且通过马六甲把伊斯兰教信仰传播到马来群岛。到了15世纪，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开展，东南亚和马来半岛诸国都开始对明朝通商入贡[1]，中国文化也因此而传播到这些地区。

1405年，明成祖任命的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率领一支装备精良、规模浩大的舰队驶向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此后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遍访了从东南亚、马来群岛、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海，一直到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从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的航路。郑和船队的航海活动不仅在时间上要比迪亚斯、达·迦马、哥伦布等西欧人的航海活动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其船队规模和技术水平也远远超过后者。据史料记载，郑和每次下西洋的舰船都多达两、三百艘，人数超过27000人。以第一次为例，1405年7月，郑和统率240余艘船舶，27400余名水手和官兵下海。在这些舰船中，规模最大的名曰“宝船”，有63艘之多。其中最大的一艘“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船高四层，9桅12帆，排水量达1300多吨。《明史·兵志》记载：“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除“宝船”之外，还有规模稍小的“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分别用于载货、运粮、居住、作战等多种用途。船上配备有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多种航海仪器，沿途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记载所经之地的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郑和船队的规模与半个多世纪之后进行航海活动的西方探险者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2]。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1420年时中国明朝拥有的舰船不少于3800艘，超过了欧洲全部船只的总和。另一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郑和的船队评价道：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3]

 

更有甚者，近年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及其部下比迪亚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库克船长等西方人更早地发现了亚欧大陆之外的世界各大洲。代表这种观点的是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出身的航海史研究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他在2002年出版的一部震惊学界的名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以他个人独具的航海经验和对古代海图的专业解读，以及在世界各地所蒐集的大量实物资料为根据，通过别具一格的研究，竟然得出了郑和在1421年进行的第六次航海活动中就已经发现了美洲、澳洲和南北极的惊人结论：

 

中国舰队在迪亚斯之前66年就绕过了好望角，在麦哲伦之前98年就穿越了麦哲伦海峡，比库克船长早300年勘查澳洲，比欧洲人早400年勘查南北极，比哥伦布早70年勘查美洲。伟大的水师将领郑和、洪保、周满、周闻，还有杨庆也值得纪念和褒扬。因为他们不但是最先的，也是最勇敢、最不畏艰难的。跟随他们前进的那些人，不管成就有多么大，都是效法他们而航行。[4]

 

孟席斯的观点在学术界很难为人接受，他的证据过于单薄，一些结论也显得武断，但是，孟席斯对于郑和船队规模的描述还是真实可信的。他在对当时中西方海上力量进行了细致对比之后得出结论：“无论从建造工艺、运货量、损害管制、武器、航程、通讯能力、在未知的海域航行、在长期的航程中维修，每一个方面中国人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不管是谁挡在路上，郑和都可以轻易将其摧毁。就算是集合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军对抗中国，也不过是一群沙丁鱼进了鲨鱼老大的地盘。”[5]

即使后人可以质疑郑和舰队曾经绕过好望角和到过美洲，但是就当时的实力和阵容而言，郑和及其后继者们却是完全有可能去实现这些目标的。孟席斯不无惋惜地表示，如果明成祖以后的皇帝不是出于畏惧外国而采取了闭关自守的国策，中国将会替代欧洲而成为世界的主宰。斯坦福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教授认为，1430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谁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有可能主宰未来的整个世界。“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6]然而，实力雄厚的中国船队只所以没有绕过好望角去发现欧洲，或者穿过太平洋去发现美洲，并不是由于个别皇帝的性格所致，而应该归结为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当时明朝政府所面对的政治压力。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曾经派遣使臣招抚四邻番国，令其称臣纳贡，并设立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宁波、泉州、广州等地，作为与日本、琉球、东南亚诸国通商和接受番船入贡的口岸。洪武七年，由于防范倭寇侵扰和海上走私，遂撤罢市舶司，禁止中国商人与外国通商，颁布法令“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实行“不许寸板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到了明成祖统治时期，由于国力日益强盛，再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心高志远、好大喜功，因而逐渐改变了朱元璋制定的闭关国策。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7]与此同时，开始派遣太监郑和大张旗鼓地进行海外远航。这些举措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使中国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人将会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前去发现世界和改变世界。

然而，明朝政府即使是在最开放的时候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夏夷之防”和“务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官方虽然设置了市舶司供外国船只入贡和经商之用，但是对于中国民间的出洋贸易活动仍然严加禁绝。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不像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那样是为了获得海外财富，而仅仅只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即向海外番夷之国宣扬大明朝的恩威和迫其称臣纳贡。此外，也顺便猎取一些异国他乡的珍稀之物供宫廷享用，以及到海外去寻找在“靖难之变”中被推翻并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可见，中国的航海活动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考虑。从效果上看，这种规模浩大的航海活动不仅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因此，在1424年明成祖朱棣去世之后，继位的仁宗皇帝对内采取息兵养民、重农轻商的国策，对外下令停办海外采买，禁止远洋航海活动。到了宣宗统治时期，虽然在1431年最后一次派三保太监郑和出洋，但是重农轻商、务本抑末的基本国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1431年的远航是明代中国人所进行的最后一次航海活动，1433年4月，郑和在返程时因劳累过度而客死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从此之后，明朝政府就明令停止了这种徒劳无功的航海活动。1436年，英宗皇帝下了一道圣旨，禁止建造远洋舰船，不久以后又颁布了一道禁造双桅以上船只的特别圣旨。郑和舰队曾经用过的那些规模巨大、造价昂贵的船舶都被闲置在内港中，任其腐烂。明朝各级官府严格执行朝廷“不许寸板下海”的禁令，违者处以重惩。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皇帝应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的奏请，再次下令重申：“旧例濒海居民犯私通外国、贸易番货、泄露事情及引海贼劫掠罪，正犯处极刑，家人发边远充军。知情故纵与正犯同罪。近年商民往往嗜利违禁，应重申禁令。”[8]甚至连郑和等人呕心沥血而编制汇集的航海资料，也被一些保守派人士斥为“恢诡怪谲，遼绝耳目”而予以焚毁。正是受传统的“夏夷之防”和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郑和的七次远航活动成为一段戛然而止的悲怆奏鸣曲。明朝时期的中国人对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他们轰轰烈烈地拉开了走向世界的序幕，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把国门紧紧地关上了。

中国人停止航海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北方防御的需要。明朝仁宗、宣宗时代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仍然是蒙古人的威胁。明朝虽然已经在中原取代了元朝的统治，但是蒙古人仍旧在北方边境对明朝政权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为了防范蒙古人的侵扰，明朝政府必须大力缩减海军力量，将有限的财力和兵力更多地投入到北方戍边的需要中。朱元璋赶走蒙古人，重建汉人的政权，再一次强化了传统的“夏夷之防”观念。与蒙古人、突厥人等游牧民族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实现民族融合的情况不同，汉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定居生活中培养了一种安土重迁的保守心态，并且在不断加强内部文化认同的同时，对“非我族类”的夷狄之人怀着一种强烈的排拒态度。他们对于向外扩张、建立一个多民族混杂的“世界帝国”（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和帖木儿的突厥帝国）的宏伟理想不感兴趣，而是习惯于固守在坚实的城墙和严闭的海防之内。约翰·达尔文认为，明朝政府放弃海权战略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夏夷之防”观念：“明朝的立国原则，乃是严斥蒙元所支配的内亚影响力。这一原则使中国团结一致对抗不属于中华文化的异族，确立中华文化的排外精神。包含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大中国’，与明朝眼中的儒家君主国相忤。拒外到底的大战略，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封闭。”[9]

西方学者认为，足够的资源使中国统治者对海外扩张失去了兴趣，而欧洲的统治者和商人们则由于受到国家贫穷的刺激而鼓励海外冒险。“人口压力加上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驱动着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路线和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截然不同。”[10]此外，尽管中国的商人和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是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却像东罗马帝国的政府一样扼杀了商人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意识和机会，将商业活动完全置于官府的控制之下。钱穆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在上的政府”缺乏“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野心”，而“在下的民众”既缺乏“资本主义势力之推动”，又受到政府的“经济平衡主义”政策的抑制，所以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未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11]。总之，正是由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儒家“重义轻利”、“务本抑末”思想的束缚，使中国坐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良机。保罗·肯尼迪总结道：

 

中国之所以退却，除了费用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儒家官僚集团的十足的保守思想。在明朝，由于人们对蒙古人强加给他们的变革倍感憎恶，因此，保守思想变得更加严重。在“复古”的气氛中，显要的官吏阶层所关心的是如何保留和重振过去，而不是创造以海外扩张和贸易为基础的光辉未来。……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以及暴发户商人炫耀财富，都为上层有学识的官僚所不齿；几乎与劳动群众对这一切的憎恶同样强烈。那些官吏虽然不想使整个市场经济陷于停顿，然而他们经常干预个体商人，没收财产或禁止营业。一般百姓从事对外贸易，在官吏眼中更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对此种贸易控制得较少。[12]

         

    就在富裕强大的中华帝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参与世界事务的机遇，关起门来陶醉于道德文章的时候，西欧的那些赌徒一般贪婪的冒险家们却纷纷在经济动机的驱策下投身于狂热的航海探险活动。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国人既然放弃了绕过好望角去发现欧洲的机会，追逐物质功利的欧洲人就当仁不让地绕过好望角来征服亚洲了。因此，到了400年以后，当中国的国门再度敞开时，出现在国门之外的就不再是马可·波罗式的恭敬朝拜者，而是耀武扬威的强悍侵略者了。

  一个生活在1500年前后的观察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料到，未来世界的主宰者竟然会是积弱不振的欧洲，因为当时亚欧大陆上的那些实力雄厚的帝国——无论是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帝国还是繁荣昌盛的大明朝——都远远要比基督教欧洲更具有这种可能性。同样地，当明朝政府下令停办海外采买、禁造远洋航船的时候，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拱手放弃了一个走向世界、引领全球的良好时机!

在1500年这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命运对于各大文明体系都是同样公平的。发展的机遇尽管稍纵即逝，但是它却平等地摆在旧大陆各大文明的面前。谁征服了海洋，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的领导权。虽然从当时的实力而论，奉行儒家伦理的中国大明朝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都比基督教欧洲更有资格主宰世界。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们均错过了这个极好的发展机会，以至于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它们都为此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二、西方人的航海活动与殖民扩张

公元1421年，明朝的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好大喜功的朱棣在忽必烈所建元大都的基础上，动用了大量人力物财，经过精心修建，终于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建成了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紫禁城。孟席斯对当年定都大典的恢宏气势描写道：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西元1421年2月2日），中国睥睨万邦。元旦佳节当日，来自亚洲、阿拉伯世界、非洲以及印度洋诸国的使节与番王来到光辉灿烂的北京城，集合向天子永乐帝朱棣致敬。这些首领与其使臣乘坐精密导航的巨舶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了向中国皇帝纳贡，同时参观紫禁城的定都大典。到场者光是一国之君就至少有二十八位。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的国王却不在其列。他们根本没受邀。因为那些国家太落后了，既没有经济利益可图，又缺乏科学知识以供交流，看在中国皇帝的眼里，实在无足轻重。[13]

 

外国君王和使臣们从南洋、西洋（经过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所乘坐的那些“精密导航的巨舶”，都是由郑和的船队提供的。定都大典之后（1421年3月），郑和又受皇帝之命，承担起护送这些番王、使臣们回国的任务，这就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在这次规模浩大的海外远航活动中，郑和本人虽然在到达满剌加（马六甲）和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以后就带着几艘舰船返程回国了，但是他的副使太监洪保、周满、周闻（以及先行出发的杨庆）等人却率领着规模巨大的分支船队，继续向西和向南航行，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甚至更远的地方（孟席斯认为洪保、周满等人就是在这次航海活动中分别绕过了好望角和发现了美洲、澳洲与南北极）。

然而，就在郑和船队出发不久，紫禁城因遭到雷击而发生了一场火灾，辉煌的宫殿被大火烧得一片狼籍，皇帝的爱妾昭献贵妃也因惊吓而死。此事在朝廷大臣和一般民众中间引起了热议，人们纷纷指责皇帝的挥霍无度遭致了上天的报应。在这种情况下，身心俱疲的朱棣不得不放弃了早年的雄心壮志，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也因此而被叫停。朱棣死后，继位的皇帝们纷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1431年，年老体迈的郑和虽然受宣宗之命最后一次下西洋，但这只是此前那些轰轰烈烈的航海活动的一个回光返照罢了。

就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前两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在葡萄牙西南端的萨格瑞斯（Sagres）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开始有计划地推进大西洋上的航海探险活动。在15世纪初，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已经被译为拉丁文，该书关于世界是球形的观点开始激发起欧洲探险家们的狂热想象力（中世纪的西欧人一直认为世界是平的）。亨利王子自从1415年从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手里夺取了摩洛哥的休达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发展葡萄牙的海外探险事业，培养和鼓励了许多勇敢的航海家向着凶险的大海进发。1421年，亨利派遣了第一支海外探险船队从萨格瑞斯向南航行，结果发现并占领了马得拉群岛。1434年，葡萄牙航海者又越过了非洲西部突入大西洋的博哈多尔角，这个海角因为暗礁密布、波涛汹涌而一直被欧洲人看作是“飞瀑直下的地球边缘”。到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占领了大西洋上的马得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到达了西非南部的几内亚、加纳一带，并且开始梦想绕过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向传说中富庶无比的印度和中国进发。

葡萄牙人以及紧随其后的西班牙人在15世纪开始进行海外探险活动，最初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动机，其一是为了到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去寻找黄金，以及获取欧洲人所迫切需要的香料等资源；其二是为了到东方去寻找早年失散的基督徒，以便建立前后夹击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统一战线。1498年，当达·伽马的船队到达印度的卡利库特时，他的船员就公然向当地人宣称：“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由于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相继崛起，欧洲与东方之间的陆上贸易之路被迫中断，资源匮乏而又贫穷闭塞的欧洲人不得不转向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试图通过海路与东方进行贸易活动。在这方面，厄拉托西尼（Eratosthenes）、托勒密等古代地理学家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观点对于欧洲人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15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们相信，通往远东的道路并非只有亚欧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走，通过向南绕过非洲大陆或者向西穿越大西洋的海上航行，同样也可以到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在亨利王子等先驱者的倡导之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世纪通过一系列的海外探险活动，分别证实了上述两种可能性，而且西班牙人在此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了印度西海岸。到了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控制了印度的果阿和霍尔木兹海峡，1511年葡王派驻印度的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又占领了满剌加（马六甲），将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葡萄牙人还先后在印度的果阿、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中国的澳门建立了殖民贸易据点。此外，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在大西洋上沿着达·伽马开辟的路线向南航行时，被一阵东风吹偏了航向，意外地发现了南美洲突出部的巴西，从而使葡萄牙在垄断了东方的香料贸易的同时也控制了巴西的蔗糖生产和贸易，成为名噪一时的“香料帝国”和“蔗糖帝国”。葡萄牙人还以果阿为据点，向印度北方的莫卧儿帝国、东南亚诸小国、日本的长崎以及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把传播上帝福音的事业与攫取物产资源的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1503～1551年间，在亚欧大陆上节节败退的欧洲基督徒却在海洋上取得了对奥斯曼穆斯林的胜利，把印度洋和东南亚的一些贸易据点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过来。以至于某些土耳其人怀着一种酸葡萄心理承认：真主把富饶的大地赐给穆斯林，而把贫瘠的海洋交给了基督徒。

西班牙人在海外扩张方面也不甘示弱，由于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向南绕过好望角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西班牙人只得向正西方向进行海外探险活动。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新大陆（虽然他一直到死都以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印度），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首次穿越巴拿马地峡发现了太平洋。1519—1522年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资助下，率领一支由5艘船、240余人组成的船队从西班牙出发，越过大西洋，沿着巴西东海岸向南航行，穿过南美洲南端的一条浓雾密布的海峡（这条海峡后来就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宽阔的太平洋，然后继续向西航行到菲律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再穿越印度洋和非洲的好望角回到西班牙。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的壮举，从而证明整个世界(至少南半球)在海洋上是相通的。这样一来，西班牙人就在葡萄牙控制的航线之外又发现了另一条通过海洋到达东方富饶之乡的航线。到了16世纪40年代，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秘鲁等地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移民热潮。大量的西班牙人来到南美洲，整个中美洲和除巴西以外的南美洲都置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之下，秘鲁等地生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成为富庶强盛、称霸欧洲的“白银帝国”。1494年和1529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先后签订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首次公然瓜分世界的行径。到了1580年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王室联姻而处于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形成了强大的伊比利亚王国。“伊比利亚国王在这一时期不是统治一个海外帝国，而是三个海外帝国：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帝国、印度洋的香料帝国和南大西洋的蔗糖帝国。再没有别的欧洲集团曾在海外殖民中获得任何持久性的成就。”[14]

  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是殖民活动的迅猛发展。汤因比认为，近代的西方人正是通过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而征服了整个世界。他们以“海洋”代替了“草原”，以劈波斩浪的船队代替了迅急奔驰的马队，最终完成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未能完成的宏伟业绩，将整个世界都置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先前的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由于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而开始的；这些游牧民族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主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时期则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发轫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全世界海洋上活动，并进而势不可挡地开始了其全球规模的活动。”[15]

    在16世纪，葡萄牙人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航道，西班牙人则控制了通往西印度群岛和新大陆的航道。稍后崛起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为了获得海外利益不得不向西北方向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道，这个目标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却发现了其海岸线从加勒比海一直延伸到北极的北美洲。此后，对东方的贸易活动和对新大陆的殖民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这些公司被政府授予在海外进行贸易、殖民、征服、治理和防卫的各种权力。由于这些地处西北欧的后起之秀已经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型，它们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也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实力，相形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却在新兴的竞争者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后劲不足。为了弥补在海外贸易竞争中的劣势，葡萄牙人率先在非洲进行猎取黑奴的肮脏活动，把大量从非洲西海岸俘获的黑人贩卖到美洲(这种卑劣的贩奴贸易与后来大英帝国在对华贸易连年逆差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鸦片贸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以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也竞相加入了这种肮脏然而却可以牟取暴利的活动，从而形成了从非洲猎取黑奴贩卖到美洲种植园，然后从美洲种植园购买棉花等原料运到欧洲，最后再把欧洲加工的纺织品倾销到全世界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贸易金三角。截止到1870年，已经有1000万以上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随着殖民贸易活动的迅速发展，南、北美洲和非洲等比较落后的地区很快就成为西欧列强瓜分的俎上肉，而亚洲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古老国家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数百年的对抗，但是最终的结果都充满了失败的屈辱和社会的苦难。到了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在亚欧大陆的其他传统文明面前确立起不可动摇的绝对优势。在西方新兴工业世界的强有力的挑战面前，东方传统的农耕世界日益陷于被动境地，它们或者自觉地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如俄罗斯、日本)，或者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印度、中国和中东地区)。

15世纪由中国人率先开启的海外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活动，不久以后就被后来居上的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所主宰，拉开了一个全新历史时代的帷幕。这场富有传奇色彩的大航海活动，其结果不仅推动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走上了一条繁荣昌盛之路，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成为人类文明的领航员。当西方的航海家们最初开辟海上航路时，他们大多数人对传说中富饶而神秘的东方世界抱着一种敬仰之心，在追求财富和服务上帝的动机指引之下，历尽艰辛来到东方去寻找香料和基督徒。然而，随着通往印度、东南亚、中国等地航路的开辟以及对新大陆的发现，西方的探险家们日益从东方文明的仰慕者转变为贪婪傲慢的掠夺者，他们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寻找香料和发现基督徒，而是要蚕食、鲸吞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乃至于彻底征服和瓜分整个世界。于是，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就导致了一个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综合实力的增长，从而使西欧基督教社会从亚欧文明地带的僻陋边陲，一跃而成为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自从15世纪末叶以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等西方人相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不同规模的霸权体系，将越来越多的新辟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等）和亚洲大陆的古老国度（印度、中国、中东诸国等）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个由西方列强所推动的殖民化过程，也逐渐打破了农耕时代各大文明体系彼此隔绝的封闭状态，以一种暴戾的方式开启了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