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2期）

 

 

基督教从希伯来文化土壤中移植到希腊罗马世界之后，虽然汲取了大量的古典文明因素，但是在希腊罗马文化环境中一直被有教养的异教徒视为一种粗鄙的迷信。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面对着蒙昧的日耳曼入侵者，基督教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而成为罗马帝国废墟中古典文明的传承者和蛮族入侵者的启蒙教师。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古典文明的坍塌，其罪魁祸首无疑是野蛮的日耳曼人；但是在“黑暗时代”的乱象之中保存古典文明的火种并使它得以发扬光大（尽管是以一种扭曲和异化的方式），这却是基督教会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尤其是对于新近进入文明社会的日耳曼蛮族，基督教会更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明教化者角色。一千多年以后引导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文化潮流的主角日耳曼民族，最初正是听着基督教的赞美诗和安魂曲而踏上漫长的文明教养历程的。

 

一、罗马帝国的崩溃与教会角色的转变

从公元4世纪下半叶开始，居住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蛮族在来自东方的匈奴人的挤压之下，纷纷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从而掀起了一股旷日持久的蛮族大入侵浪潮。纷至沓来的各个日耳曼部族——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等——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和瓜分，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浩劫，使得灿烂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转瞬之间就沦为一片文化废墟。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活动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百多年之久，到了公元6世纪后期，整个西欧社会都陷入到一片混乱和黑暗之中。西方学术界通常把公元5～8世纪称为“黑暗时代”，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在这一段时间里似乎又倒退到文明产生之前的蛮荒状态。一个学者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描述道：

 

当时的日常生活，就体育、智育和德育来说水平的确都是很低的。人们常说，六至七世纪的欧洲又回到了野蛮状态，但那并不说明情况的真实性。更正确的是说罗马帝国的文明已落到极端腐败的状态。野蛮状态是雏形的社会秩序，在它的范围之内还是有秩序的；但是欧洲的情况在支离破碎的政局下是一种社会混乱。它的风气不是茅屋乡村的风气，而是贫民窟的风气。在野蛮人的茅屋乡村里，野蛮人知道他是属于一个社团的，生活和行动有所约束；在贫民窟里，个人既不知道有更大的集体，也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同这集体的关系。[1]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下，当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被淹没在蛮族入侵者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时，基督教会作为古典社会中唯一存留下来的政治—文化统一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它的神圣使命——对狂暴的日耳曼蛮族进行以柔克刚的改造和教化。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其在罗马帝国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抵制一个比它更加文明的异教文化，而是如何同化一个比它落后得多的蛮族文化。“如果说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的基本态势是学习的话，那么在日耳曼西方的基本态势就是教导别人，它传授给日耳曼人的正是它过去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东西。”[2]对于这个新的历史使命，罗马教会是既乐意承担又完全胜任的。

公元5～7世纪，由于蛮族入侵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严重地破坏了与环境相称的卫生条件，结果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这些流行病不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也对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452年北意大利地区暴发的热病在客观上挫伤了来势汹汹的匈奴军队的锐利兵锋，使得罗马在经受了日耳曼蛮族的劫掠之后避免了遭受阿提拉的匈奴军队的进一步摧残；然而565年在意大利蔓延的黑死病却大大地削弱了抵御伦巴第人入侵的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力量，从而使得伦巴第人继被赶走的东哥特人之后，顺利地入主意大利，建立了伦巴第王国。据史料所载，543年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瘟疫每天都要夺去1万人的生命；在不列颠，从664年到683年的二十年间，先后有四次大瘟疫摧折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总之，在这几个世纪里，各种流行病不断地袭击意大利、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东罗马帝国。许多城市在战乱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之下成为空无一人的墓场，在一些地区，庄稼和葡萄都烂在地里无人收获。与瘟疫同行的还有灾荒和饥饿，以及一些奇异的天象示警，如彗星、地震等。这一切天灾人祸都发生在被夷为废墟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对于蒙昧无知的蛮族入侵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可怕的征兆。面对着被摧毁的灿烂辉煌的古典文明的废墟，日耳曼蛮族虽然天性愚钝，但是在内心深处也会产生一种不安的“罪孽”意识。尤其是当他们面对基督教会的悔罪劝诫和那些令人震惊的宗教圣像的时候，内心中的神圣感往往会油然而生，从而对自己的狂暴行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西哥特人的领袖阿拉里克曾经在攻克罗马城之后，放纵部下对这座千年名城进行了抢劫，但是他却告诫士兵们不要滥杀无辜和破坏教堂神圣之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记载了西哥特人劫掠罗马城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野蛮人，对于神圣事物仍然怀有敬畏之心：

 

当那些野蛮人在城中四处寻找抢劫目标时，一位终生为祭坛献身的老处女的破旧的住所被一位强悍的哥特人撞开了。他说话尽管语气温和，但却要求她立即交出她所有的金银，他完全想不到，她竟二话没说便带他到了一个堆满各种用最珍贵的材料、最上乘的工艺制成的贵重餐具的金光闪闪的地窖。野蛮人看着自己所获得的财宝惊喜万分，但这时下面的一席庄严的忠告却使他呆住了：“这些，”她说，“都是奉献给圣彼得的圣器：如果你敢于触动它们，你的渎圣的罪行将使你的良心永远不得安宁。至于我，我并不想强留下我无力保护的东西。”这位哥特队长怀着恭敬之心，把他发现宝藏的事报告国王，因而得到阿拉里克的一项严格命令，所有奉献给神的餐具和饰物都必须立即分毫无损地送往圣徒的教堂。从或许是基里那尔小丘的尽头直到梵蒂冈的遥远地带，众多的哥特部队排成作战的阵式，穿行在各主要街道上，用闪光的兵刃保卫着大队大队在头上高高顶着金银圣器的教徒，一时间野蛮人的军事口令声和赞美诗的歌声响成一片了。[3]

 

日耳曼蛮族的敬神之心不仅源于他们愚钝淳朴的本性——任何野蛮民族都天生具有对神圣事物的敬畏之心——而且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后天教化有关。早在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之前，一些日耳曼部族就已经通过与罗马人的和平交往而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公元264年西哥特人曾袭击了卡帕多西亚并俘获了一些罗马人，这些战俘中的一些基督教信徒很可能把基督教信仰的种子传给了蛮族。因此到了3世纪末叶，在西哥特人居住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最初的教会组织。在修道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为了抵御异教文化的奢靡风气，也自愿地深入到日耳曼人生息的蛮荒之地来传播上帝的福音。他们的本意原来是为了磨练自己的信仰和意志，结果却使基督教信仰在一些日耳曼部族中扎下根来。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遭到贬抑的阿利乌派信仰被罗马皇帝禁止在帝国境内传播，于是阿利乌的追随者们不得不越过多瑙河，来到广大的日耳曼地区去传教。作为这种传教活动的结果，最初是西哥特人，继而是东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以及一些较远的日耳曼部族如勃艮第人、伦巴第人等，都在入侵罗马帝国之前相继皈依了阿利乌派的基督教会。著名教会史专家沃尔克写道：“事实上，基督教渗透得极其广泛，如果他们推迟两个世纪入侵的话，那么所有日耳曼人都将作为基督徒进入帝国，这看来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只有离西哥特人最远的日耳曼部落没受到他们影响，这些部落在德国西北部，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时占压倒多数的人仍信奉异教……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其中大部分人对基督教不抱敌意，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西罗马帝国早一个世纪陷落（这是可能的），那么基督教的遭遇就会完全不同。”[4]阿利乌派信仰虽然被罗马正统教会斥为“异端”，但是它却在引导日耳曼蛮族皈依基督教方面，功不可没。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当时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大多都信仰阿利乌派的“异端”基督教，而拉丁民族则奉行罗马大公教会的正统信仰。二者在教会体制、圣事礼仪等方面大致相似，只是在玄奥的神学教义上有所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没有教养的日耳曼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入侵西罗马帝国之后不久，那些蛮族部族除了占据北非的汪达尔人之外，其他的都先后出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接受了罗马公教会的正统信仰，放弃了阿利乌派的“异端”立场。可以说，日耳曼蛮族虽然最初是通过阿利乌派这个“异端”教师被引入基督教信仰圣殿的，但是后来却是通过对罗马大公教会的皈依而开始了文明教化的历程。

蛮族大入侵之后，西罗马帝国崩溃了，它的一切艺术、思想、道德和制度也都随之瓦解，只有基督教会没有遭受到厄难，它用神圣的基督信仰制伏了桀骜不驯的北方蛮子。自从蛮族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在公元476年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小罗慕洛斯之后，一直到公元800年查理受教皇利奥三世加冕而称帝为止，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欧范围内始终没有皇帝。奥多亚克以及后来取代他的东哥特人首领提奥多里克尽管统治着意大利，但是他们和统治着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一样，在名义上仍然臣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事实上自从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开始，罗马帝国的重心就已经东移至君士坦丁堡了）。对于那个庞大的、死而不僵的东罗马帝国，各自为阵的蛮族入侵者们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们入侵罗马帝国的原因一方面是迫于匈奴人等亚欧游牧民族的挤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罗马帝国财富的觊觎。因此，当各支日耳曼部族一旦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他们就在所占领的富庶土地上心满意足地定居下来，不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东罗马帝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组建和管理一个庞大帝国这方面，日耳曼民族是不能与拉丁民族相提并论的，在他们的文化素质中似乎缺乏一种优秀的组织能力。这一点在整个中世纪都可以充分地得到证明——查理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神圣罗马帝国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皇帝只不过是诸侯们手中的傀儡。伏尔泰曾经尖刻地讽嘲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谈不上是一个帝国”。即使是到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近代，德意志仍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积弱不振状态。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用强力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之后，德国人才在政治上摆脱了分散落后的状况。

当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在西欧的土地上就出现了许多各自为阵的蛮族王国，这些国家又进一步分割为更小的诸侯国和骑士领地，从而使西欧陷入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状态。从6世纪到13世纪，西欧土地上虽然也曾出现过法兰克人建立的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和萨克森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除了少数强权君主（如查理大帝、奥托一世、腓特烈一世等）的统治时期之外，日耳曼人所经营的世俗权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种分散混乱和缺乏效率的状态。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那种大一统局面和万国来朝的恢宏气象再也看不到了，欧洲被分割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狭小的封建领地。这种封闭而鄙陋的状况虽然不利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是它却为罗马大公教会的全面控制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西方的损失在规模庞大的政府与组织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黑暗时代期间，虽有查理帝国昙花一现，但仍然显示出此一时期的人们无力组织一个庞大的政府来治理一个广大而复杂的政治或经济社会。只有罗马公教能超越这种早期国家或省区间的狭小界限，可以在广大的人民当中，维持一个有效的组织。”[5]在这种分散而彼此隔绝的封建社会中，帝国的权威逐渐被教会的权威所取代，“恺撒”的王国让位于上帝的王国。“上帝之城”只能建立在“世俗之城”的废墟之上，正是由于人间的帝国崩溃了，人们才普遍地把目光投向了天国。在一个没有世俗首领——皇帝——的世界里，天国在人世间的代理人——教皇和主教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公元500年之后，西欧的基督徒中有更多的人已不再是罗马皇帝的臣民。到600年，罗马皇帝的权力只在意大利半岛的若干地区还得到承认。即使在半岛上，到了下一个世纪，这种权力也变得微弱而无效了。在居住着日耳曼人并受到日耳曼国王统治的地区，新的政府形态和新的政治制度往往与古老的罗马传统并存，大多数人的生活视野更狭窄了，曾维系着各个相距遥远的省份的那种广泛联系渐趋淡薄。地方神职人员和军人阶层中的上层人士逐渐形成紧密结合的小规模集团，这些集团代表着狭隘的利益和局部的忠诚，有时还带有强烈的地方自豪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代表地方世俗统治者的教权和军权凌驾于政府官员之上，许多城市，特别是罗马的政权逐渐转移到主教手中。6世纪末，一个法兰克国王抱怨说，所有的财富都归属主教了，王室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城市中主教们的权力正在取代王权。只有主教才有资格和财力去实施原本由地方贵族负责的工作，诸如建造新运河、保障用水供应、维修防御工事等。他们也承担起举办慈善事业这类传统任务，包括赈济贫民、安置难民和救赎俘虏。[6]

 

罗马帝国的瓦解为罗马教会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恰恰为他们对那些异教徒进行洗礼提供了便利。现在教会的领袖们再也不用去为如何迎合皇帝的爱好而绞尽脑汁了，他们只需要用上帝的神圣权威来慑服和教化那些粗野然而却淳朴的日耳曼蛮子。另一方面，混乱而分散的蛮族王国和封建状态也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合适的土壤，罗马教会的思想专制和至高权力正是在一种封闭的经济状况、混乱的政治状况和蒙昧的文化状况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在一片充满了蒙昧气息的“文化荒漠”中，教会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茂盛地生长起来。如果说在文明开化的古典世界中，基督教会曾经被有教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看作是一个狂热而迷信的团体，那么在粗俗不堪的日耳曼蛮族王国里，基督教会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一个文明教师的角色。它不仅成为在莠草一般蔓延的蛮族世界中传承古典文化火种的唯一接力手，而且也成为将各个不同民族——尤其是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融合起来的重要粘合剂。美国宗教史专家穆尔教授写道：“条顿民族的公教化，不完全是政治影响所造成。公教会是古代拉丁文化——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当那些新来的人企图占有这一高度发达的文化时，公教会教士就成了他们天然的教师。宗教上的统一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同化的过程，不仅使罗马化居民与日耳曼入侵者混为一体，而且使异教的高卢人和伊比利亚人也在这时期大批加入罗马教会。”[7]就此而言，基督教会既是从内部摧毁古典文化的“特洛伊木马”，又是保留了古典文化种子的“诺亚方舟”。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会在古典文明与蛮族王国之间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活动，欧洲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从古典文化的种子中孵化出了一些形态诡谲的变异产品，但是它那别具一格的天国理想、深入人心的罪孽观念、庄严肃穆的教堂文化以及清纯脱俗的赞美诗歌，却是引导日耳曼蛮族告别暴戾蒙昧，走向文明教化的重要向导。

 

二、蛮族王国对罗马教会的皈依

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大公教会或天主教会的皈依是在大入侵之后的“黑暗时代”里逐渐完成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罗马教会的正统信仰终于在一个又一个的蛮族王国里取得了全面胜利，阿利乌派的“异端”基督教则被完全逐出了西欧的范围。在入侵西罗马帝国的各个日耳曼部族中，法兰克人是少数在入侵之前没有接受阿利乌派信仰的异教民族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异教民族是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这种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空白状态使得他们成为最早皈依罗马大公教会的部族。由于法兰克人所建立的蛮族王国不仅持续时间最长，而且势力也最为强盛，因此法克兰人对罗马大公教会的皈依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蛮族王国，从而使它们纷纷接受了罗马教会的正统信仰。著名中世纪史专家汤普逊对法兰克王国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评论道：

 

法兰克社会果然是残暴粗野的，但它具有一种刚直性、一种力量、一种生活力、一种纯粹性，而这些都是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所没有的……法兰克国家不仅是注定要成为所有日耳曼族中的最持久的、最有势力的国家；也是注定要成为最有建设性的国家，是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新生和团结的力量。所有其他日耳曼王国，是太脆弱、太易破碎，不能维持久远。只有法兰克人连同教会，才是注定要完成这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间的过渡工作的。[8]

 

法兰克人在入侵西罗马帝国之前，长期生活在莱茵河东岸地区，与罗马帝国打过数百年的交道，受罗马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在蛮族大入侵的时代浪潮中，法兰克人趁着西罗马帝国的虚弱而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公元486年，法兰克人在墨洛温家族及其首领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在位）的统率下统一了高卢和低地国家[9]，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在以后的数百年间，虽然其他的蛮族王国都在经历了各种变故之后走向衰落，但是法兰克王国却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性，并且日益强盛起来。法兰克王国之所以能够在诸多蛮族王国中一枝独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王国的缔造者克洛维带领他的部族在所有蛮族入侵者中率先皈依了罗马正统的基督教会，从而使得他和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对于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罗马人民来说，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在入侵之前，法兰克人并没有像哥特人、汪达尔人等部族那样接受阿利乌派基督教，而是仍然坚持日耳曼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侵入高卢后，法兰克人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罗马大公教会的影响，因为居住在高卢地区的原罗马帝国居民和一部分高卢人明显地抵制阿利乌派教义，坚持罗马正统教会的信仰。为了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战胜其他的蛮族竞争者，克洛维决定皈依罗马公教会。据说在公元496年与另一支日耳曼部族阿勒曼尼人的战斗中，克洛维的军队处于劣势，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这位法兰克人首领举目向天，立下誓言：如果上帝能够帮助他战胜强敌，使他亲身体验到那些传教士所宣称的神奇力量，那么他一定会皈依上帝。奇迹果然发生了，克洛维的部队绝地逢生，最终战胜了阿勒曼尼人。496年的圣诞节，克洛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亲率3000名士兵在兰斯的教堂集体受洗，正式加入了基督教会，从而使法兰克人成为第一支皈依罗马大公教会的蛮族部族。都尔主教格里戈里对当时的情形描写道：

 

街道上挂满了色彩缤纷的帐幕，阴凉蔽日，所有的教堂里装饰着白色的帷帘，浸礼堂布置得整整齐齐，香烟氤氲，香烛生辉，整个这所举行洗礼的教堂里充满了神圣的芳香。这时，国王首先请求主教给他施洗。他好像是一位新的君士坦丁，移步前行走向圣水，去清洗往日的麻风病，去用这种清新的流水湔洗从早年带来的污迹……于是，国王承认了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受了洗礼，并用圣脂涂上基督的十字架的符号。他的军队有三千多人领了洗。[10]

 

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之后，得到了罗马教会和基督徒们的全力支持，从而使他在对其他蛮族部落和蛮族王国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在这些战斗中，克洛维一方面拓展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则强迫被征服地区的日耳曼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阿利乌派“异端”信徒——改信正统的罗马大公教会。公元511年，克洛维下令召开了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将宗教法规提高到与国家法律具有同等的权威性，用基督教堂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神庙的神圣地位，并且制定了教堂避难法。不久以后，基督教就成为全体法兰克人都必须信奉的国教，教会的财产和各种特权受到了国王的庇护。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主教的权力不断上升，教会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开始觊觎世俗统治权。这种养虎贻患的后果后来逐渐在旷日持久的主教授职权之争中暴露出来，为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历史的教俗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法兰克人的影响之下，原来信奉阿利乌派的其他蛮族部落也纷纷改奉正统派基督教。勃艮第人于517年放弃阿利乌派的宗教思想，并于532年被克洛维之子征服而合并入法兰克王国。587年，西哥特国王雷克雷德宣布改信正统派基督教（在此之前，克洛维已经通过507年的伍勒战役将西哥特人在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土地兼并到法兰克王国之中）。在信奉阿利乌派教义方面表现得最为顽固的当数汪达尔人，他们在493年攻占迦太基之后，公开宣称支持阿利乌派信仰，并以武力镇压追随罗马大公教会的信徒。但是他们所建立的汪达尔王国不久以后就在查士丁尼皇帝重建罗马帝国的复辟活动中被消灭了，北非又重新回到了正统教会的控制之下。另一个信奉阿利乌派“异端”的蛮族国家——东哥特王国的命运也与汪达尔王国相同，成为查士丁尼复辟活动的牺牲品。至于后来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也于590～660年间逐渐皈依了罗马大公教会。因此到了7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大公教会（即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等地区已经一劳永逸地得以确立。

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教事业似乎要更加艰难一些。尽管早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前，不列颠诸岛就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传教活动，但是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之后，基督教的微弱火花就完全泯灭在异教的洪流之中。基督教对不列颠的真正渗透是在5世纪中叶以后，传教活动最初是从爱尔兰开始的。许多教会史家都把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播事业与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修道士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这些土生土长的修道士们培养了一种具有爱尔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并且建立了一种以修道院作为基本单位的教区体制。这种“爱尔兰式”的教会组织形式（或称为“古不列颠”教会）后来被爱尔兰热情的传教士们带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对入侵的日耳曼蛮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苏格兰，最初的基督教机构大体上都是修道院式的，不设主教管区，神职人员均须受制于修道院长。在英格兰，稍晚进入的罗马教会传教士与土著的“古不列颠”教会修道士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如复活节的日期、修道士的发式、洗礼仪式的程序以及教区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等。但是在这些表面性的分歧背后，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无非就是要确立不列颠教会的正统性，使不列颠教会与意大利、高卢等地的教会一样被纳入罗马大公教会的组织体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明争暗斗，到了663年由英格兰国王奥斯维主持召开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上，“古不列颠”教会遭到了约克主教威尔弗雷德等人的反对，罗马教会的正统性终于在英格兰基督徒中得到了确认。到了8世纪初叶，爱尔兰和苏格兰也相继承认了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从而使不列颠教会成为罗马大公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沃尔克在总结正统基督教信仰在不列颠的获胜历程时说道：“这两股传教的潮流结合起来大大推进了英格兰的基督教。如果说罗马教会的传教工作贡献的是制度，那么古不列颠教会给予的则是传教热情和对学术的热爱。”[11]

除了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地之外，在原来并不属于罗马帝国管辖范围的大日耳曼尼亚（即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由于蛮族入侵的反作用力而得以推进。德国北部的萨克森人曾一度坚持原始宗教信仰，拒绝接受基督教。查理大帝在772年至803年间，多次对萨克森人发动了战争，并对那些坚持异教信仰者处以死刑，终于使萨克森人归化，将基督教信仰向东扩展到易北河畔。在此后的三百年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地区，也都相继皈依了罗马大公教会。自从公元5世纪蛮族大入侵开始，到查理称帝的时代（800年），基督教不仅驯化了在西罗马帝国版图上建立起来的各个蛮族王国，而且将其影响范围远远地推进到莱茵河、多瑙河彼岸的广大蛮荒地区。教会的工作也由单纯地传播天国福音，进而拓展为广泛地参与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基督教文明。“基督教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度，其中每个行动都受到这个新宗教的影响。在北欧，从爱尔兰到高卢北部地区，从大不列颠到弗里西亚，基督教逐渐发展壮大。在每个国家中，主教和神父都参与了政治制度的巩固与新文化的创造。正如马罗（H.I.Marrou）所说，这种‘对西方灵魂的艰苦改造’为基督教进入欧洲历史舞台扫清了障碍。”[12]

在西派教会的范围内[13]，在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罗马大公教会的统一化过程中，最令罗马主教们头痛的就是北非教会（迦太基教会）问题。虽然在东、西派教会的对峙中，北非教会大体上应该划归于西派教会的范围，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北非教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曾经显示出某种既不同于君士坦丁堡教会、也不同于罗马教会的独立性。此外，由于汪达尔人的入侵曾一度使得北非成为阿利乌派异端的据点，拉丁正统派基督教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虽然在汪达尔王国覆灭之后，北非教会又重新回到正统基督教会的立场上，但是它却始终以一种希腊式的理性精神与狂热、专断的罗马教会相抗衡，使得罗马主教大伤其神。正当罗马主教们对北非教会的问题感到束手无策时，一个意外的浩劫使得罗马教会彻底摆脱了这个既无法医治、又不能割除的“痈疽”——公元7世纪，新崛起的伊斯兰教在其迅猛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北非。从此以后，迦太基和埃及一样，脱离了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加入到伊斯兰教的怀抱之中。对于当时正在努力改造日耳曼蛮族的罗马教会来说，北非的沦陷并非像表面上显示的那样糟糕。北非从基督教世界中的退出，使得罗马教会从此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经营西欧的事务，而不必因牵挂过分广阔的世界而分散精力。此外，减少了北非教会这个爱闹独立性的部属，也无形中加强了罗马教会在西方宗教生活中的权威性。就此而言，北非的陷落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关于北非的失陷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意义，罗伯特·马库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从西欧和北欧的角度来观察地中海世界，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北非退出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因而很难把握这一事件的波及范围。然而，哪怕仅仅注意到了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基督教王国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地域上的，更是精神上的。7世纪，北非在伊斯兰教进攻的狂潮之前就隐退了，远不只是使拉丁教会失去了最富有理性的一部分。北非教会长期坚持自治的传统，它因此而成为一支使教皇和皇帝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力量。对西欧教会来说，摆脱了非洲教会意味着消除了长期动荡不安的隐患。看来罗马已经成为宗教上的唯一的权威和西方野蛮王国的中心。当罗马还仅仅是几个大教区之一时，教会整天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现在，西欧教会可以将那种紧张弃置脑后了。随着与东方教会的日渐疏远和迦太基的衰落，罗马成了各个新兴民族无可争议的教师和霸主，新兴民族唯有听从其指导。皮雷纳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穆罕默德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创造者。[14]

 

至此，一切可能滋生异教文化隐患的危险策源地——希腊、亚洲和北非——都退出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罗马教会从此可以为所欲为地摆弄那些蒙昧而虔诚的北方蛮族了。在经历了“黑暗时代”的文化阵痛之后，随着日耳曼蛮族广泛地皈依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大公教会的教义成为西欧所有人民必须奉守的正统信仰，罗马教廷成为西欧各国教会都应该服从的最高权力机构。与此相应，罗马教会所使用的拉丁文——这也是基督教会从古典文化中继承下来的重要遗产——也就成为所有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区通行的惟一文明语言；至于各种蛮族的语言——德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则完全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然在各个蛮族王国和封建领地中仍然可以用不同的地方语言来交流日常事务，但是所有的圣经文本和教会文件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由于圣经和教会文件关系到人们的灵魂得救问题，而日常事务只是涉及到现实生活方面的问题，因此拉丁文就与罗马教会一样，具有了一种属灵的性质。在中世纪，那些缺乏教养的日耳曼民众以及粗野蛮横的王公贵胄们，都被排斥在高雅的精神生活之外，他们只有通过那些懂得拉丁语的神职人员的中介，才能聆听到上帝的声音。

基督教对日耳曼蛮族的教化既消除了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深刻鸿沟，在宗教信仰上将二者统一起来；同时又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隔阂，把上帝的仆人分成了在精神素质方面迥然而异的两类人。基督教会一方面用信仰的圣水洗涤了蛮族的野性，使他们心诚悦服地蛰伏在上帝的祭坛之下；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化（尤其是拉丁文和神学）把西欧人民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即懂拉丁文的有教养者和蒙昧无知的蛮族。在中世纪，这种文化上的区别既体现在南方拉丁民族与北方日耳曼民族之间，也体现在神职人员与一般平信徒之间。在政治层面，它则集中地体现在罗马教会与日耳曼王侯的关系上。相对于各个蛮族王国，包括“黑暗时代”以后建立起来的查理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会不仅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权威性，而且在文化上也拥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这种宗教权威性和文化优越性使得罗马天主教会在整个中世纪都试图凌驾于日耳曼人的世俗王国之上，并且把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对立演绎为罗马教权与条顿王权之间的明争暗斗，从而使教俗之争成为贯穿整个中世纪社会历史的一条主线条。

在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暴力入侵和反向的信仰教化之后，西欧各个民族——无论是蒙昧野蛮的入侵者日耳曼人还是原罗马帝国境内的拉丁人、高卢人等——都被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环之下。在蛮族大入侵所造成的经济衰退、政治混乱、文化凋敝的破败景象中，以罗马教廷为思想和权力中枢的基督教会义无反顾地扮演了一个文明传承者和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它用那幽深而阴郁的神圣安魂曲，将野蛮的入侵者和文明的异教徒引入到一个不同于古典文明的崭新文化殿堂——基督教文化殿堂，从而揭开了西方文明历史的新篇章。而那些最初以野蛮入侵者身份进入西方文明社会的日耳曼人，在漫长的中世纪正是听着基督教的忏悔词和赞美诗而告别蛮荒和走向教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