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甚至在18世纪所有的欧洲思想家中，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他在思想上的偏激亢进，在情感上的汹涌跌宕，在性格上的乖戾敏感，在文风上的嶙峋诡谲，都是无人可以相比的[1]。在政治思想上，当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期待着波旁王朝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时，卢梭却高举着自由、平等的大旗向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行为方式上，当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在巴黎贵妇们的沙龙中以哲学家的居高临下姿态批判着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时，卢梭却采取了一种离群索居、回归自然的极端方式来表示他与整个虚伪矫饰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彻底决裂；然而在宗教态度上，当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已经把自然神论推向了极端、而百科全书派已经公开地打出了无神论的旗帜时，卢梭却仍然坚持着基督教信仰，并且在天主教和新教（加尔文教）之间徘徊不定。当他由于宗教观点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人士决裂之后，他就像后来的罗伯斯庇尔一样认为，无神论是贵族们的一种精神奢侈品，而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却是需要一位公正而仁慈的上帝的。

 

一、建立在道德良知和自然情感之上的自然宗教

    卢梭在其坎坷一生中虽然因环境所迫而屡屡改变教派归属，但是在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上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些基本态度就是：强调信仰的根源是内心的虔诚，宗教生活的基础是道德和情感，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教派之间应该彼此宽容等等。卢梭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他却把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称为自然宗教，后来有些研究者则把卢梭的宗教思想称为“情感自然神论”。卢梭的自然宗教既不同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也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它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知和自然情感之上的。卢梭既反对用自然神论的理性、也反对用天主教的天启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而强调以真挚的情感和向善之心来实现与上帝的沟通。利文斯顿指出：“在卢梭看来，对宗教的任何肯定，都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宗教的观念、教义、或信念，应该与我们的切身体验有关，并且是对于我们的切身体验的一种反映……宗教教义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应该同我的道德感情有关。别的关切都只是些无聊的思辨。”[2]

    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曾让伏尔泰借题发挥，他发表了一首名为《里斯本地震》的长诗，对莱布尼茨的“最好世界”的乐观主义和蒲伯的“凡事皆成正义”的观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且对上帝的公正表示了怀疑。伏尔泰的这首诗极大地激怒了卢梭，在卢梭看来，伏尔泰的这首诗不仅否定了上帝的正义，而且还暗含着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在1756年8月18日针对此事而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卢梭指责伏尔泰表面上信奉上帝，实际上却信仰魔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哲学家企图借用这场灾难来扼杀人类的希望，“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在卢梭看来，伏尔泰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邪恶的，并且斥责宗教观念，这种做法犹如在伤口上洒盐，只能使人痛上加痛。卢梭对伏尔泰的这种幸灾乐祸的论调反驳道：“那被你说得如此可怕的乐观主义，却在你所渲染的不堪忍受的极度凄苦中，抚慰了我。蒲伯的诗减轻了我的苦楚，并使我充满耐心；而你的诗却使我更加椎心泣血，并迫使我反对上帝；它使我失去了慰借，并且濒于绝望。”卢梭认为，关于上帝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不能从理性的推理或形而上学的思辨中得出的，它植根于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面对着伏尔泰所煽动起来的怀疑主义氛围，卢梭坚定不移地表达了自己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信念：“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3]

    宗教生活的根基不在于理性思维而在于道德情感，这是卢梭宗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在卢梭那里，“道德和宗教不是推理思维的事，而是自然的感情问题。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智慧，乃在于他有道德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质上是感情：唯善良的愿望具有绝对的价值。卢梭强调情操作为精神生活因素的重要性，否定理性的发展能够使人完善。”[4] 这种重情感体验贬理性推理、重道德实践轻理论思辨的倾向，不仅使卢梭在宗教哲学上成为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的思想先驱，而且也使他成为19世纪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精神始祖。

    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信仰自白——一个萨瓦省的牧师述”——该文也是卢梭本人的“信仰宣言”——中明确表示，信仰是完全奠立于个人的内心体验之上的，宗教的基础是良心而非知识，神学无非就是道德神学。卢梭强调，“真正的心就是神灵的真正的殿堂”，任何宗教教义和信念，都是建立在人的切身体验和道德良知之上，而“良心的作用并不是判断，而是感觉”[5]。使人类有别于兽性而趋向于神性的东西，不是理性，而是天生的良知情感，它是引导人通往天国的唯一阶梯。在卢梭看来，宗教是完全属于个人的道德良知和自由心情的事情，人与上帝的真正交往不是在外在的宗教仪式中，甚至也不是在对《圣经》文字的理解中，而是在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中：

 

一个人应去寻求上帝法度的地方，不是几页零散的纸张，而是人的心，在人心里，上帝的手屈尊写道：“人啊，不论你是什么人，都请你进入你自身之中，学会求教于你的良心和你的自然本能，这样你将会公正、善良而具有美德，你将在你的主人面前低首，并在永恒的福祉里分享他的天国。”[6]

 

    虽然卢梭是在加尔文教的堡垒——日内瓦长大的，中间曾一度由于他所钟爱的华伦夫人的劝勉而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又重新改信新教，但是他那忧郁浪漫的气质和酷爱自由的天性却使他更倾向于路德式的心情欢愉的宗教态度，而不是加尔文式的阴沉刻板的宗教思想[7]。与艾克哈特和路德等人一样，卢梭始终坚信宗教生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生活。一个有着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人，应该因上帝爱善而诚心向善，因相信上帝的公正而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他在坎坷的命运中应该始终以欢乐的心情面对上帝。卢梭所推崇的自然宗教是以美德、良知和自由心情作为基础的，这种宗教并不局限于某种外在的宗教形式，它以虔敬之心来面对上帝以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卢梭既反对经院哲学论证上帝存在时所使用的那套繁琐的形式逻辑，也反对自然神论运用类比原理来推论上帝存在的那种机械论模式[8]，而是主张通过真挚的良知情感，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直接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在卢梭关于上帝存在的说明中，表现出明显的泛神论特点。在《爱弥儿》中，卢梭强调，上帝就存在于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中，就存在于信者的心中。当我们执意要寻找上帝的确定形象时，当我们要追问上帝在什么地方或上帝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时候，上帝就避开了我们，但是他同时却在一切生命的和非生命的存在物中向我们显示他那无限的仁慈和广博的睿智，从而使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存在。卢梭充满激情地写道：

 

    这个实体是存在着的。“你看见它存在在什么地方？”你这样问我。不仅存在于旋转的天上，而且还存在在照射我们的太阳中；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存在，而且在那只吃草的羊的身上，在那只飞翔的鸟儿的身上，在那块掉落的石头上，在风刮走的那片树叶上，都存在着。[9]

 

在卢梭看来，上帝是智慧、仁慈和美的化身，上帝的善良就体现在对秩序的热爱中，他正是通过秩序来维持万物存在的。上帝也是公正的，他的公正是他的善良的结果。人类的不公正和邪恶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与上帝无关。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良知的直觉”从自然这本大书中获得的，这种知识的获得既不需要矫揉造作的理性，也不需要超自然的天启。“我把所有一切的书都合起来。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的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任何一个人都找不到什么借口不读这本书，因为它向大家讲的是人人都懂得的语言。”[10]上帝的一切特性都充分地体现在和谐精美的自然秩序之中，至于那些所谓的超自然的奇迹，则完全是一派胡言和欺骗，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某种邪恶的目的而任意杜撰出来的。大自然是决不会听命于那些骗子的，它用自身不可改变的优美秩序向心地纯洁的人们昭示着那创造秩序的智慧之光。对于热爱自然的卢梭来说，大自然的美丽景象处处都显示出上帝的光辉，否认上帝的存在就如同否认大自然本身一样荒谬。他在写给一位贵妇人的信中用动人的语言描述道：

 

    啊，夫人!有时候我独处书斋，双手紧扣住眼睛，或是在夜色昏暗当中，我认为并没有上帝。但是望一望那边：太阳在升起，冲开笼罩大地的薄雾，显露出大自然的绚烂惊人的景色，这一霎时也从我的灵魂中驱散全部疑云。我重新找到我的信念、我的上帝，和我对他的信仰。我赞美他、崇拜他，我在他面前匍匐低头。[11]

 

卢梭的这种自然宗教无疑是受了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影响，但是与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把理性提高到至上地位、提高到上帝本身的做法不同，卢梭始终把情感、良心当作信仰的首要条件，把宗教看作是属于心情的事情。把宗教信仰的根基从知识理性转变为道德情感，这是卢梭在西方宗教思想史上所进行的重大变革，这种贬抑知识理性、崇尚道德情感的宗教思想成为从英、法的理性神学向德国的道德神学和浪漫主义神学（或情感神学）过渡的重要契机。后来康德在神学领域中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颠倒了信仰与道德的传统关系，把道德确立为信仰的基础)，以及施莱尔马赫所实现的宗教基础从形而上学向心理学的转化（即把个人的心情、体验和感受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活动无疑都是在卢梭宗教思想的启发之下完成的。

 

二、对无神论和传统宗教的批判

    与那些曾经与他相濡以沫、后来却反目成仇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不同，卢梭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有神论者，他既反对无神论，也反对以迷信和狂热为特征的传统宗教。他一方面指责无神论者借口解释自然而散布败坏人心的学说，蛊惑人们不信神明，从而腐化人们的道德；另一方面又激烈地抨击天主教会的种种暴行和罪恶，揭露出天主教信仰的虚伪本质。

    卢梭对无神论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狄德罗、霍尔巴赫等百科全书派人士的，他认为无神论的最大要害在于以一种好辩的哲学风气来斫丧人的良知，使人心变得越来越脆弱，诱引人们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于低级的个人利益和卑贱的自身享乐，逐渐腐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无神论虽然不像宗教狂热那样直接导致了血腥和残酷的行为，但是却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爱心和崇高品质，从而使人心变得冷漠、麻木。卢梭不无夸张地说道：“无神论的论点虽然不导致人和人的互相杀戮，但可以妨碍人的繁殖，因为它们破坏了使人类繁衍的风尚，离间了人和人的关系，把他们的一切爱都化为既严重地危害人类也严重地损害道德的秘密的利己之心。哲学家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国家的宁静是相象的，那是死亡的宁静，它甚至比战争的破坏性还大。”[12]

    无神论既然把人类心灵中一切崇高的情感和神圣的东西都加以破坏，它就必然会使受压迫者失去苦难生活中的最后慰藉，使豪强和富人失去了克制欲念的唯一约束。卢梭在致德莱尔先生的信中写道：“若真没有神的存在，当今有权势的人们、富人们、幸福者们一定是很高兴的。但是对来世生活的期待，却可以安慰人民和受苦者的现世生活。”[13]卢梭讥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把无神论吹嘘为拯救人类苦难的救星，而他们实际上所干的事情却是要从人心中消除对罪恶的悔恨和对德行的希望，从而把人类引向寡廉鲜耻和穷奢极欲的罪恶深渊。

在卢梭生活的时代，无神论是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中的一种新潮思想。虽然天主教的势力还非常强大，狄德罗等人也曾多次遭受到宗教当局的迫害，但是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中，喜欢标新立异的有教养的法国人仍然禁不住对无神论这种时髦的新鲜事物情有独钟，一些高谈阔论的哲学家们以运用无神论思想来批判天主教传统为荣耀。事实上，自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在法国上流社会、尤其是在贵妇人的沙龙圈子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标新立异的风气和宽容的氛围。这种思想象牙塔中的自由气氛与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并行不悖，昭示了一种伏尔泰等人备加赞美的开明专制的文化气象[14]。正是由于上流社会中的这种追逐新潮的文化习惯和宽容氛围，才使得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战斗的无神论”在法国沙龙中受到附庸风雅的贵妇人们的青睐和知识分子们的推崇。就此而言，无神论是18世纪法国精英阶层的一种高雅的思想时尚，正如同戴假发、佩花剑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的行为时尚一样。相反，广大的平民百姓却是虔信宗教的，无神论对于那些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无套裤汉来说是一种消受不起的精神奢侈品。平民与贵族之间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是造成卢梭坚定不移地维护宗教信仰，始终不妥协地与法国知识阶层的无神论相对立的重要原因。这种宗教态度上的分歧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的平民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太上主宰”的新宗教，不仅是受了卢梭宗教思想的影响，而且也与当时法国平民阶层的宗教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罗伯斯庇尔曾公开宣称：“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的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乃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15]

卢梭反对无神论的主要原因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即认为无神论会斫丧人们的良知，败坏人们的道德；当然，卢梭反对无神论也与他的那种强烈的“平民意识”有关[16]，这种早年就植根于卢梭心灵之中的平民意识，到了后来更由于卢梭与百科全书派人士的交恶以及他在欧洲知识界四面楚歌的悲惨遭遇而愈益膨胀，发展成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激心理，到了晚年甚至使卢梭对于欧洲上流社会和“哲学家”――指百科全书派人士――的仇恨发展到一种病态的程度。

如果说卢梭对无神论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出于他的平民意识以及他与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的恩怨，那么卢梭对天主教的批判则完全是出于对法国宗教专制的愤慨。卢梭把天主教斥为一种野蛮残酷的迷信，它所崇奉的神是最不公正、最残忍的暴君。它在世界上实行最狂暴的专制统治，它那“狭隘的教义不仅不能阐明伟大的存在的观念，反而把这种观念弄得漆黑一团；不仅不使它们高贵，反而使它们遭到毁伤；不仅给上帝蒙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而且还制造了无数荒谬的矛盾，使人变得十分骄傲、偏执和残酷；不仅不在世上建立安宁，反而酿成人间的烧杀。……我在其中看到的，尽是世人的罪恶和人类的痛苦。”[17]卢梭深刻地认识到宗教上的思想专制与政治上的暴政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基督教只宣扬奴役和服从。它的精神是太有利于暴君制了，以致暴君制不能不是经常从中得到好处的。真正的基督徒被造就出来就是作奴隶的。”[18]天主教把教义变成了自由心灵的一种桎梏，把虔诚的信仰变成了一些虚假的仪式，把基督徒的美德变成了一种偏狭的宗教迫害和变态仇恨，其结果培养出一大批心地歹毒的宗教疯子。这些心灵阴暗的宗教狂热分子把对异教徒的屠杀当作奉献给上帝的最佳祭品，从而挑起了人间的普遍的战乱和杀戮。由于天主教会所煽动起来的不宽容精神和仇恨心态，“谦卑的基督徒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而不久我们便看到这个所谓另一个世界的王国，在一个有形的首领(即教皇)之下，竟然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狂暴的专制主义。”[19]

    卢梭对伪善残暴的天主教的无情针砭极大地激怒了教会当局，罗马教皇把卢梭斥为一个泯灭读者道德观念的人，《爱弥儿》则被教会宣布为无神论的邪恶之作，并遭到欧洲各国当局的查禁。面对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卢梭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发表了《致毕蒙教皇书》。在这篇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辩护的文章中，卢梭慷慨激昂地写道：

 

    教皇阁下：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诚挚的教徒，遵从圣经福音的信条。我是个教徒，但并不是牧师的信徒，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所坚信的天主并不要求深入讨论福音信条，而注重切身实行；他要求弟子信仰能使人类行善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只要去爱自己的兄弟就是履行了信条。

    但是，那些缺乏正义的教士，霸占职权，成为我宗教上的裁判者，而且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的优越权利决不会影响我的原则，他们无法使我说出我不愿意说的话……他们无法阻止我的心灵与信仰相结合，他们能剥夺我的幸福，但决不能阻挠我未来的希望，我未来的希望是由耶稣基督做我的裁判者，裁判我和他们之间谁是谁非。[20]

 

    与这种不宽容的现象针锋相对，卢梭提倡一种宽容敦厚的宗教精神。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创立了一种以宽容精神和崇高美德为基本特征的“公民宗教”。在这种理想的宗教中，唯一不被允许的反面教条就是不宽容。卢梭针对那种动辄就诬陷他人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其进行迫害的野蛮现象说道：“没有任何真正的信仰者是会不宽容的，或者是会变成迫害者的。假如我是官吏而法律又对无神论者处以死刑的话，那么谁要是宣判别人这种罪状，我首先就要把他烧死。”[21]

    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一生对天主教的教义、圣事、教会体制和神职人员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但是他在信仰问题上却始终抱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并且把这种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态度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活着的时候曾因为激烈地攻击天主教会而名噪天下，然而当他将死之时，这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却由于害怕暴尸荒野，而不得不接受了天主教的临终忏悔仪式[22]。这正是伏尔泰的机智之处，同时也是他的脆弱和虚伪之处。卢梭则完全相反，他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坚定、明朗的态度，他的教派归属虽然游移不定，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的朋友圣朗拜尔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卢梭愤然地威胁要离席而去，他高声叫道：“Moi, Monsieur, je crois en Dieu!(我吗，先生，我是信上帝的!)”这信仰在他心中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上帝对于卢梭来说就是灵感的源泉、道德的砥柱，在他长期的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中，上帝就像一个忠实的伴侣一样须臾不离地守护在他身边，鼓舞起他在逆境中孤军奋战的顽强意志和不泯希望。在晚年，面对着险恶的命运，面对着日益逼近的死亡阴影，卢梭表现出一种与伏尔泰临终前的踌躇彷徨截然相反的恬淡宁静的心境。死亡对于这位饱尝了人世的不幸和屈辱的虔信者来说，恰恰构成了新生活的开始。他以一颗坦然的平常之心来拥抱死亡，并且坚信基督神灵与他同在。他在致穆尔士先生的信中写道：

 

这个世纪否认耶稣，是因为这个世纪不配了解他，耶稣为了使他的邪恶的同胞成为光荣和有道德的人死去了，伟大的耶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只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罪恶的感情。在我感到我的身体的崩溃已经临近的时候，我满意地感到我(的灵魂)肯定将继续活下去。我认为，整个上苍都能保证这点。上苍是不会食言的。我看到神奇的自然秩序在主宰着一切，从来不爽。道德秩序应该与之相适应。然而，我的一生中，一切都是颠倒的。因此，我的生命是在死亡时才开始的。[23]

 

在卢梭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没有神父在场，只有他的忠实伴侣瓦瑟和冥冥中的上帝守护在他身边。像他这样的人是不需要神父来举行终傅仪式的，他的那颗虔敬的道德之心就是他的临终忏悔神父。1778年7月2日清晨，卢梭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他让妻子瓦瑟扶他来到窗口。面对着初升的太阳，卢梭充满深情地感叹道：“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24]说完这句话，他就失去了知觉，不久后即与世长辞了。

与康德比较起来，卢梭的宗教思想无疑是混乱而缺乏体系的，但是在卢梭的那些杂乱无章甚至自相矛盾的表述中却始终凸显着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宗教信仰的基础是道德良知和自然情感。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激发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各种理性神学的批判，那么卢梭的宗教思想则促成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道德神学的建构。利文斯顿对卢梭宗教思想的影响评价道：

 

卢梭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自然的良知，这种信仰的结果是道德行为。传统的自然神学的论证是一种冷冰冰的抽象的东西，由于脱离我们的道德情感，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正如康德在几十年后清晰得多地表明的，单凭纯粹的理性，人不可能弥合自然与上帝之间的鸿沟。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介，是道德良知，而不是自然。[25]

 

  正是这条道德主义的红线，把行为乖戾的卢梭与性情温和的康德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卢梭与牛顿一样，成为两位对康德思想影响最深的人物[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