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黑格尔在“哲学全书”和《宗教哲学讲演录》中都曾表述过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只有当宗教将自身从表象形态提升到哲学概念的高度时，精神的绝对内容才获得了其合适的绝对形式，从而成为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宗教（以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都必须停止在哲学面前，因为哲学乃是人类精神（或“绝对精神”）的自由得以实现的最终场所。对于一位身处于分裂、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中的19世纪德国思想家来说，贫瘠的现实生活土壤往往会成为激发精神之孤傲的温床，因此黑格尔才会把哲学作为精神自我实现的最终场所[i]。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要想了解远在数千里之外和数百年之前的西方哲学，似乎更应该遵循一条相反的路线，即从抽象的哲学“下降”到更加广阔和具体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方能领悟其奥妙和真旨。

由于地域、时代的限制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当今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们，往往都是通过对西方哲学文本的探赜索隐来发掘其精微大义，而对于西方哲学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宗教文化背景，却无暇顾及。直接从哲学文本中来解读西方思想家的精深寓意，固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从现实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来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由以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来把握西方哲学演进的基本脉络，可能是一件更加重要但却被忽略已久的工作。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总体上认识西方哲学的逻辑进程及其文化精神，往往要比支离破碎地掌握一些哲学术语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哲学是一门爱智之学，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一头钻进深不见底的概念金字塔，成为咬文嚼字的老学究，而是为了培养一种深入其中而又能出于其上的批判精神和全局眼光，陶冶博大精深的睿智卓识。要想做到这一点，离开了对西方哲学赖以生长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背景的了解，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的萌芽和生长就与希腊多神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基督教从以色列传入希腊罗马世界之后，西方哲学更是与基督教神学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教父哲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自不待言，即使是以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在表面上与基督教神学分道扬镳甚至截然对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但是在精神深处仍然与基督教信仰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西方近代理性哲学的逻辑发展，与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更新是结伴相随的。正因为如此，近代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卢梭、康德、谢林、黑格尔等等，都将神学（或宗教哲学）作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可以说，不了解这些人的神学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哲学。

基督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哲学的精神特征和演化历程，而且也极大地塑造了西方社会的基本面貌。在中世纪，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深受基督教信仰和罗马教会的影响，“上帝”的权柄凌驾于世俗社会的一切领域。到了16世纪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民族国家、宪政民主体制甚至共产主义理想，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已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ii]；本文集中的一些论文，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从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以基督教信仰作为精神根基的西方文化与以儒家伦理作为精神根基的中国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的分野点。早在最初的神话形态中，中西文化就已经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在稍后的主流文化精神——基督教信仰和儒家伦理——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原始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终至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文化价值取向。在经历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模式和启蒙时代的精神变革之后，中西文化呈现为迥然而异的两大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共同并立于世界舞台。在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着后殖民时代余波强劲的西方文化浪潮和方兴未艾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重建无疑已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本人近十多年来所撰论文的一个自选集，论文的选择根据遵循上述三个方面的主旨，因此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现了西方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宗教内涵，按照启蒙的思想历程，依次对17～19世纪的英国宗教思想、法国宗教批判和德国宗教哲学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梳理。第二部分探讨了基督教与广义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中世纪基督教对野蛮民族的教化和对文化复兴的推动，一直到它对西方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深刻影响，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说明基督教信仰无可置疑地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根基。第三部分则转向了广阔的中西文化比较和人类文明演进场景，从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分析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从挑战与应战的关系来审视中西文化的现代转型，并且从更加宏观的历史视域来展望后殖民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文化格局和发展前景。这三个部分彼此相关，层层递进，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博恢弘的文化图景。

本人原来是学历史出身，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后来念博士时就转入西方哲学的殿堂。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历史学的学科背景使得我一直都对西方哲学背后的文化问题尤其是宗教问题深感兴趣，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将主要研究方向置于西方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方面，然后再由西方宗教哲学的文化背景进一步转向了中西文化比较领域。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把研究兴趣由纯粹的西方哲学转向中西文化比较，其实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结果，而且也是现实关怀所使然。在经历了一百多年民弱国衰的屈辱之后，在民族振兴和国力崛起的今天，倾平生之学以为当代中国文化重建大业略致绵薄之力，亦是我辈应尽之责。

赵  林

2013年2月11日于珞珈山麓